泰昌二十八年的夏天，县衙的牢房里空了大半。
方县尊起初没留意这事。他每天忙着处理赋税、河工、农桑，哪顾得上看牢房里关着几个人。直到有一天，刑房的刘书吏跑来禀事，说了一句：
“县尊，这个月又是零案。”
方县尊愣住：“什么零案？”
“零案子。没人递状子，没人来告状，也没人犯事被抓。”刘书吏掰着手指头，“这都连着三个月了。上个月一起，上上个月一起，再往前数，零零星星的，比往年少了七成不止。”
方县尊坐在案后，半天没说话。
他想起泰昌二十一年他刚来赴任时，县衙门口天天有人堵着喊冤。抢水的，争地的，偷鸡摸狗的，打架斗殴的，桩子摞起来有半尺高。那时候他夜夜睡不着，愁得头发一把一把掉。
如今，三个月零案子。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外头。
县衙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几个小贩正在摆摊。卖菜的，卖布的，卖糖人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个妇人带着孩子蹲在菜摊前挑挑拣拣，孩子闹着要糖人，妇人骂了两句，还是掏钱买了。
街对面，两个老汉坐在茶馆门口下棋，旁边围了一圈看客，时不时有人喊一声“好棋”。
更远处，东关大街的方向，传来隐隐约约的叫卖声。
方县尊站在那里，望着这片安宁的景象，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他让人备马，去了乱石村。
林越还是靠在廊下那张藤椅上。
方县尊在草墩上坐下，把牢房空了、三个月零案子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说完，他望着林越，等着先生说话。
林越靠在藤椅上，阖着眼，像是睡着了。
方县尊等了半天，没等到回应，心里有些发毛。他正要开口再唤，林越忽然睁开眼。
“方县尊。”他说。
方县尊连忙应道：“在。”
林越望着他。
“你知道为啥没人犯事了吗？”
方县尊想了想，道：“晚生思来想去，大约是……百姓日子好过了？”
林越点了点头。
“这是一条。”他说，“还有呢？”
方县尊又想了想，摇头。
林越望着远处那片棉田，声音很轻：
“人犯事，不光是因为穷。还因为闲，因为气，因为没盼头。”
他顿了顿。
“如今村里人人有事做。种地的种地，做工的做工，做买卖的做买卖。忙了一天，回家吃了饭，倒头就睡，哪有力气去偷去抢？”
方县尊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林越继续说：
“周老七跟周二贵那两家，你记得不？”
方县尊点头。那桩案子是他亲自断的，后来两家和好了，他还专程来请教过先生。
“他们为啥和好？”林越问。
方县尊想了想，道：“因为先生让他们一起挖田埂，一起垒土坡，一起吃饭……”
林越打断他：
“因为他们一起干了活。”
方县尊愣住。
林越望着他。
“人心里有气，光靠劝，解不开。得让他们一起做点啥，一起流点汗，一起吃顿饭。干着干着，那点气就散了。”
他顿了顿。
“如今村里这样的多了。有纠纷的，不等告到县衙，里正就把人叫到一块儿，让一起修段路，一起清条渠。修完了，气也消了，还告什么状？”
方县尊坐在那里，琢磨着这番话。
琢磨了很久，他忽然站起身，朝林越深深作了个揖。
“先生，晚生受教了。”
他走了。
走出院墙豁口，走出榆树巷，走出村口老槐树。
走出很远，他又回过头来。
那座青砖小院，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的。
他站在那里，望着那个方向，望了很久。
然后他翻身上马，沿着官道，慢慢走了。
马蹄嘚嘚，像轻而稳的心跳。
七月里，发生了一件事。
州城东街一家布铺，夜里遭了贼。贼人撬开窗户，偷走了三匹布。
第二天一早，掌柜的去报官。
可还没等官府立案，那三匹布就自己回来了。
不是贼送回来的，是一个叫周栓子的人送回来的。
周栓子是城东有名的混混，从小没爹没娘，混到大，偷鸡摸狗的事没少干。官府抓过他几回，关几天放出来，照偷不误。
这回他偷了布，扛回家，还没来得及藏好，他娘就发现了。
他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平日里靠给人洗衣裳勉强糊口。她看见那三匹布，愣了半天，问儿子：
“哪来的？”
周栓子支支吾吾。
老太太盯着他，盯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站起来，走到灶台边，拿起一把菜刀。
周栓子吓得脸都白了：“娘！您干啥！”
老太太把菜刀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却像钉子一样：
“你把这布送回去。你不送，老娘就砍了自己这只手，送到衙门去，替你还债。”
周栓子跪在地上，望着他娘那张皱纹密布的脸，望着她那只青筋虬结、按在菜刀上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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