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澄走后，林越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可没过几天，县里又来信了。
这回不是许澄亲自来，是差人送来的公文。水生把信拆开，念给林越听。
信是县尊亲笔写的，措辞极客气，说那桩案子结了之后，秦贵和秦寡妇两家如今走动起来了，秦贵还主动帮秦寡妇的孩子找了个私塾先生。信末，县尊说，县里还有几桩陈年积案，都是断不清的，想请林先生指点指点。
林越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把信收起来。”他说。
水生应了，把信折好，放进书案底层那只木匣里。
那只木匣里，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第二天，县里又来信了。
这回不是公文，是许澄的私信。他在信里说，县尊把他调去专门处理那些断不清的案子，让他学着用林先生教的那法子——“让当事人坐在一起谈”。他已经试了三回，成了两回，有一回没成，那两家人谈着谈着又吵起来了，差点动手。
他在信末问：
“先生，那一回没成的，该咋办？”
林越让水生研墨，亲自回了信。
他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字迹还是抖，可比前些日子稳些了。
他只写了一句话：
“没成的那回，让那两个人，一起去干一件事。修一段路，挖一条沟，什么都行。干完了，再坐下来谈。”
信送走了。
三天后，许澄的回信又来了。
他在信里说，他照先生说的，让那两家人一起去修村口那段破桥。两个人不情不愿的，干了一上午，桥修好了，两个人都累得直喘气。他趁机又把两人叫到一起，这回没吵，坐下来谈了一下午，把地界的事谈妥了。
他在信末写道：
“先生，晚生这回真懂了。让人一起流汗，比让人一起说话管用。”
林越看到这行字，嘴角那道细浅的纹轻轻往上牵了牵。
他把信递给水生：
“收起来。”
水生接过信，也看了一眼那行字。
他忽然想起村东那两家的事，想起那道被一起挖开又一起垒上的田埂，想起那锅煮鸡蛋，想起那顿两家一起吃上的饭。
他把信折好，放进木匣里。
九月将尽时，县里又来了一封信。
这回不是案子，是别的事。
信是县丞写的，说县里今年秋税征收遇到了麻烦。往年收税，都是按田亩算，一亩地收多少粮，清楚明白。可今年有好些农户来诉苦，说他们家的地，明明和邻居家一样多，交的粮却比邻居多，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县丞派人去查，查出来是丈量的弓尺不一样。
原来县里收税用的弓尺，是三十年前统一制作的，这些年用下来，有的磨损了，有的变形了，有的干脆换了新的，新弓尺跟旧弓尺长短不一。量同样的地，用不同的弓尺，量出来的亩数能差出一成多。
县丞在信里说，这事棘手得很。重新统一制弓尺容易，可那些往年多交了粮的农户，心里不服，要找补回来。那些往年少交了粮的农户，也不乐意补。怎么算这个账，他琢磨了半个月，没琢磨出个头绪。
信末，县丞恳请林先生指点。
林越让水生把那封信念了两遍。
念完，他阖上眼，靠在藤椅上，想了很久。
水生站在旁边，不敢出声。
过了很久，林越睁开眼。
“水生，去把便民堂里那本《青州府农事便览》找来。”
水生愣了一下，转身跑了。
不一会儿，他抱着那本马德厚编的册子回来了。
林越接过来，翻到某一页，停住。
那一页上，记的是马德厚他们县里丈量土地的法子。不是用弓尺，是用绳子——一根长长的绳子，每隔一尺打一个结，丈量的时候，拉直了，数结。
林越指着那页，对水生道：
“念给县丞听。”
水生清了清嗓子，念起来。
念完了，林越又说：
“再告诉他——往年多交的，不退；往年少交的，不补。从明年起，全县统一用这种绳尺丈量。往后三十年，都按这个来。”
水生把这些话记下来，又问：
“先生，为啥不退不补？”
林越望着他。
“三十年的账，算不清。”他说，“硬要算，只会再吵三十年。”
水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把信寄出去了。
十天后，县丞的回信来了。
信里说，他照先生教的法子，让全县改用绳尺丈量。那些往年多交了粮的农户，一开始还不乐意，听说不退，闹了一阵。可听说往后三十年都按新尺来，又觉得公平了。那些往年少交的，听说不补，悄悄松了口气，也不闹了。
信末，县丞写道：
“先生之法，不在算账，在让往后不再有糊涂账。晚生受教。”
林越看完这封信，没有说话。
他只是靠在藤椅上，望着远处那片已经收完棉花的棉田，望着那些光秃秃的棉秆在秋风里轻轻摇晃。
十月初，县里又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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