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
“两派在堂上争过三次，最后一次几乎动起手来。部堂大人压不住，这才……”
他没有说下去。
林越没有接话。
他靠在榻背上，望着窗外渐收的雨丝。檐水还在滴，断断续续，落在廊下的石板上，发出清脆而单调的声响。
良久，他问：
“京城缺水，缺的是哪个月的？哪几月最缺？哪几月有余？”
陈懋一怔。
他做过三年都水司主事，河渠册子背得滚瓜烂熟，可这个问题，从没有人问过他。
“……回大人，京城缺水，以二三月最甚，四五月次之。六月后雨泽渐多，通惠河可通漕运，井泉亦复涌。”
“通惠河岁修，何时动工？何时竣工？”
“往年皆以正月勘估，二月兴工，三月毕役。”陈懋答，“然近年河工银短缺，常有延至四月者。”
林越点了点头。
“四月才竣工，五月的漕船才能进京。”他的声音不高，像在自问，“可二三月缺的水，不是漕船运来的。”
陈懋怔怔地望着他。
他没有再说下去。
那晚，陈懋住在小院东厢的客房里。
水生铺好了被褥，又添了一盆炭火。陈懋却睡不着，披衣坐在窗边，望着院中那棵光秃秃的老枣树出神。
他想起白日里林大人问的那句话。
“京城缺水，缺的是哪个月的？”
他在都水司三年，阅过无数河工册子，背过无数漕运数字，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京官们争的是“修旧渠”还是“引新源”，争的是百万帑银该花在何处，争的是谁的法子更“一劳永逸”。
没有人问，那水到底是哪个月缺的。
他忽然觉得自己这一趟，来对了。
三日后，陈懋带着一封厚厚的回函启程返京。
林越没有写长篇大论。那封回函只有三页纸，没有一句引经据典，没有一个高深术语，甚至没有明确说该“修旧渠”还是“引新源”。
他写的是一道题。
京城二三月缺水。旧渠四月才能通漕，远水不解近渴。新源百里引水，三年未必成事，远水更不解近渴。
那么，能不能在城内找水？
元人在大都城建过五十余眼官井，如今大半淤塞废弃，无人问津。能不能淘浚旧井，先解燃眉？
城西高梁河、积水潭一带，地势低洼，昔年多泉眼。近三十年城建日繁，民居侵占水道，泉脉淤阻。能不能理清旧道，责令侵占者退让，恢复泉涌？
通惠河非不可修，但不必年年修整段。能不能勘明最易淤塞的七里、十三里两处，专工深浚，其余河段只作岁修？
这三件事，都不需百万帑银，不需三年五载，不需争“一劳永逸”。
春天不等人的。
陈懋把这封回函贴身收好，翻身上马，冲林越小院的方向郑重一揖。
马蹄声嘚嘚远去，消失在官道尽头的晨雾里。
水生站在院门口望了许久，回身时，见师父不知何时已扶着门框站在廊下。
“先生，外头风大……”他忙上前搀扶。
林越没有动。
他望着那条空荡荡的官道，望着道旁那些还没发芽的老槐树，望着灰白的天际线。
“水生，”他轻声道，“京城那些井，淘起来不容易。”
水生怔住。
“侵占井圈的民户，住了几十年，你让他搬，他肯搬吗？”林越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泉脉被屋基压着，你拆不拆？拆了，人家住哪儿？不拆，水出不来。”
他没有再说下去。
水生站在他身后，望着师父花白的鬓发和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喉头哽得厉害。
他想起很多年前，师父刚退居二线那会儿，赵青石问他：师父这辈子帮了那么多人，建了城墙，修了粮仓，编了书，开了问事处，什么难事都解决了，还有啥放心不下的？
他答不上来。
此刻他忽然有点明白了。
师父放不下的，从来不是那些“已经解决了”的事。
是那些“明知很难、却还是该有人去做”的事。
四月里，京城传来消息。
工部采纳了林越的“三事策”：淘旧井、复泉脉、浚两段。皇帝御批八字：“先行易者，不候全功。”
都水司陈主事亲自督理淘井事。头一个月，在城西淘出十七眼废井，十二眼复涌，日出水可济两千余户。
那个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河道郎中周大人，被派去督理通惠河两段浚工。他在七里河段蹲了一个月，亲手捞淤，回京后上了一道奏疏，说“旧法岁修全河，实为虚糜，宜改专浚要害”。
那道奏疏被户部驳了。
但都水司的河工册子里，从此多了一页附录，记着泰昌二十四年改行“要害专浚”的试验经过。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四月十六，小院那棵老枣树终于发芽了。
水生站在树下仰头数，数了三遍也没数清有多少新叶。他跑进书房，兴冲冲地说：“先生先生，枣树发芽了！”
林越靠在榻上，望着窗外那一片嫩嫩的、黄绿参半的新叶。
“嗯，”他说，“看见了。”
他看的是枣树。
可水生觉得，师父的目光穿过了枣树，穿过了院墙，穿过了官道尽头那片灰白的天际线，落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地方他没有去过，也不打算问。
他只是把师父膝头滑落的羊皮褥子往上拉了拉，转身去续茶了。
窗外，春日的阳光落在老枣树的新叶上，亮晶晶的，像刚淘出的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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