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济院隔壁新辟出的那片院子，被一道低矮的土墙象征性地隔开，门口挂了个朴素的木牌，用正楷写着“北沧州育幼堂”。字是宋濂题的，比“慈济院”的匾额更显温厚。院墙根下，几株去年移来的瘦弱柳枝，今春竟也抽出了稀稀拉拉的嫩芽，在料峭的春风里微微摆动。
院子里比慈济院要吵闹得多。十几个从四五岁到十来岁不等的孩童，像一群刚刚离巢、对世界充满不安与好奇的雏鸟，挤在这个尚显空旷简陋的院子里。他们大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里残留着被遗弃、流浪或失去亲人的惊惶与麻木，也掺杂着来到这“有饭吃、有屋住”的新环境后的茫然与试探。
春丫头——就是去年腊月里出现在慈济院门口的那个不说话的女娃——如今算是育幼堂的“元老”了。经过一个冬天的休养，她脸上有了点肉，不再是皮包骨头的骇人模样，手脚上的冻疮也好了大半，留下些浅淡的疤痕。但她依旧不说话，只是那双原本死寂的眼睛里，偶尔会闪过一丝极细微的波动，尤其是在看到林越、或者照顾她的赵婶子（如今也兼顾育幼堂幼儿的照料）时。她总是安静地待在角落，抱着那个已经洗净、却依旧不肯离身的破包袱，观察着其他孩子的嬉闹或争吵。
育幼堂的管事，是林越和宋濂再三斟酌后选定的一位姓周的老秀才。周秀才科举无望，却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家境清贫，为人端方慈和，尤其喜爱孩童，曾在家乡开过蒙馆。他带着自己的老妻一同住进育幼堂侧屋，既管理日常，也负责给稍大的孩子启蒙识字。另外，又聘了两位丈夫早逝、自己拉扯过孩子、性情耐心的中年妇人，协助照料幼童饮食起居。
最初的日子，混乱而艰辛。这些孩子来自不同的破碎家庭或街头，有的野性难驯，动辄打架抢食；有的胆小如鼠，夜里常被噩梦惊醒哭泣；有的身上带着疥疮虱子，需要一一清理治疗；更麻烦的是建立规矩——饭前洗手、按时作息、衣物整洁、不偷不抢、尊敬师长……每一条都需要周秀才和两位妇人，以及时常过来帮忙的赵婶子、钱婆子，付出巨大的耐心，反复教导，有时甚至不得不施以小小的惩戒。
林越几乎每日都会过来看看。他并不直接插手具体管教，更多的是观察、与周秀才交流、解决实际困难。他带来简易的木头积木、粗糙的皮球，供孩子们游戏；请惠民药局的医师定期来检查身体、防治疾病；还让人在院子里用木架和旧帆布搭了个简易的“晴雨棚”，让孩子们有个活动空间。
粮食衣物，主要靠州衙的定额拨付和持续不断的民间捐输。慈济院的良好口碑，让育幼堂也沾了光，虽然捐给“孩子”的钱物不如捐给“老人”的那么稳定丰厚，但总归能勉强维持。账目依旧每月张贴，笔笔清楚。
然而，林越和周秀才都清楚，仅仅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识几个字、懂些规矩，是远远不够的。育幼堂不能成为一辈子的避风港。这些孩子终将长大，离开这里。到那时，他们拿什么去面对世间的冷眼与艰辛？如何才能真正“自食其力”，而不是重复他们父辈可能的老路，或再次坠入社会底层？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林越对周秀才道，“我们得教他们实实在在、能养活自己的本事。哪怕是最粗浅的手艺。”
周秀才深以为然：“林先生所言极是。老朽教他们识字明理，是立身之基。然若无一技之长，空有道理，难以糊口。只是……教何种技艺？何人来教？堂中经费有限，聘请专门的匠师，恐难负担。”
这确实是难题。教授系统的工匠技艺，需要专门的师傅、工具、材料，成本不菲。而且，孩子们年龄、性情、天赋差异很大，很难统一教授。
林越思索良久，提出了一个“内外结合、分步引导”的法子。
“内部挖潜。”林越说，“周先生，您看堂中这些孩子，年岁稍长的，可否在完成识字和堂内杂务之余，开始接触一些最基本的劳作技能？比如，男童可以跟着请来的杂役或工匠（修缮房屋时），学些搬运、和泥、递送工具，甚至简单的木工刨削；女童可以跟赵婶子她们学些纺线、缝补、浆洗、厨下帮工。这不求精通，但求熟悉流程，养成劳作习惯，知道一粥一饭、一针一线来之不易。”
“外部引入。”林越继续道，“我们可以尝试与州城的工匠行会、或者信誉良好的商户作坊联系。育幼堂可以推荐一些年满十二三岁、品行尚可、愿意学艺的孩子，去他们那里做学徒。当然，需订立契约，约定学徒年限、待遇（至少保证衣食）、传授内容，并由州衙或育幼堂作为见证，防止孩子被过分苛待。同时，我们可否邀请一些有闲暇、有善心的工匠师傅，定期（比如每月一两次）来育幼堂，给孩子们演示一些简单有趣的技艺，比如编个竹篮、捏个泥人、做个木陀螺，既能激发兴趣，也算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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