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利则胆气壮，然亦需防其滋生骄躁、轻衅之心。”李墨在信中写道，“贺捕头已加强巡防纪律宣讲，各村里正亦在约束本村青壮。然学生以为，此非长久之计。联防之本，在于‘联’与‘防’，联为互助，防为止戈。若因备武而徒增内外之紧张，则背离初衷矣。当如何引导，使民有自卫之力而无不驯之心，还望先生有以教我。”
而在州府，刚刚从清潩河工程中脱开身的林越，读着李墨这封越发有见地的信，欣慰之余，也陷入了新的思考。武器的扩散，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它能提升自卫能力，也可能打破原有的社区平衡，甚至可能被滥用。如何建立有效的管理、监督和教育机制，让这些“简易武器”真正服务于“防”而非“攻”，服务于集体安全而非个人逞强，这或许是比单纯发明武器更复杂、也更重要的课题。
他回想起自己那个时代的一些社区管理理念，以及古代中国的保甲、乡约制度。或许，可以尝试将武器的管理、使用规范，与联防的组织架构、村规民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倡导一种“防卫文化”，强调武器是最后手段，首选应是预警、协商、互助？
这些想法还比较模糊，他需要时间整理，也需要更多了解家乡的实际状况。他提笔回信，先肯定了李墨观察的细致和思考的深入，然后提出了几个初步的问题供他们讨论：是否可以将武器管理细则写入各村联防公约？是否可以对巡防队员进行更系统的、包括纪律教育和冲突化解在内的培训？是否可以建立跨村的巡防头目定期会商机制，交流经验，调解可能的小摩擦？
寒风依旧在窗外呼啸，但青石镇周边的土地上，一种新的、混杂着力量感与不确定性的秩序正在生成。人们握着简陋的武器，守卫着家园，也在学习如何与这些新获得的力量共处。便民之路，从解决温饱到兴修水利，再到如今的武装自卫，每一步都看似应对具体危机，实则都在潜移默化地重塑着这片土地上人与人、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与规则。林越知道，自己提供的不仅仅是“器”与“术”，更是在这缓慢而坚定的变迁中，不断被需要、被检验、被丰富的“道”与“理”。前方的路，依然需要摸索着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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