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的压力像潮水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水鬼在暗处磨牙，矿业同盟虎视眈眈，连河岸镇这昔日的“盟友”也开始心思活络。而就在林澈将更多精力投向外部威胁和长远规划时，方舟据点内部，一些不那么引人注目、却同样影响根基的暗流，开始悄然涌动。
人口突破五百大关，早已不是当初黑石峪那几十号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的紧密状态了。新的居住区在不断扩建，简陋但功能划分明确的窝棚、半地穴式房屋甚至少量砖石混合建筑错落分布。生产分工也越来越细，防卫队、建设队、农耕队、渔猎队、矿工队、技术组、后勤组……每个人都归属于某个或某几个具体的生产单元。
人一多，心思就杂。抱团取暖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这朝不保夕的末世。不知不觉中，一些基于共同出身、相似经历或工作关联的非正式小团体，开始形成。
最明显的是最早跟随林澈从黑石峪杀出来的那批老人，他们经历过最初的绝境，与林澈等人有着过命的交情，天然地占据着防卫队、核心生产部门和一些管理岗位的关键位置，自视甚高，有时难免把后来者看作“外人”。
其次是“粮库派”，也就是铁岩从铁锈带手下救回来的那十几个人。他们一起经历过被奴役的恐惧和获救后的新生，彼此间有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大多被分配在后勤、仓储和辅助生产岗位上。
“河岸镇关联者”则主要是通过贸易和联姻（极少数）逐渐融入的一些人，他们水性好，熟悉渔业，但总被一些老队员私下调侃“卖鱼的”。
还有就是以李爱国、阿木为核心的技术工人群体，他们掌握着其他人不懂的知识和技能，贡献点获取相对容易，但也容易因为“搞特殊”、“脱离生产”而招致其他群体的微词。
这些划分并不绝对，很多人同时属于多个圈子，但在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时，隐形的界限便开始显现。
矛盾首先在生产任务分配和贡献点评定上爆发。
农耕队需要人手去新垦区抢收一批成熟较早的块茎，任务重，时间紧，贡献点也高。负责分派任务的队长是黑石峪老人，下意识地把相对轻松、贡献点也不低的田间管理和浇水任务，优先安排给了几个跟他关系好的老兄弟和他们的亲戚。而翻地、搬运等重体力活，则大多分给了“粮库派”和几个新来不久、没什么背景的壮劳力。
“凭什么他们就能干轻巧的，我们就得累死累活？贡献点还差不多？”一个“粮库派”的年轻汉子在田间休息时，忍不住跟同伴抱怨。这话很快传开，引发了小范围的争执。虽然被闻讯赶来的赵大山压了下去，但嫌隙已经产生。
紧接着，是一起不大不小的仓库失窃事件。技术组申请领用的一批新打造的精良工具（主要是李爱国设计、用于精细加工的小型锉刀、凿子等），在仓库清点时发现少了三件。负责看守仓库的恰好是两个“粮库派”的成员，而最后登记领用工具的名单里，有一个是技术组的学徒（阿木的远房表弟），另一个则是防卫队某小队长（黑石峪老人）的妻子，理由是“家里修凳子”。
调查很快展开，但过程却异常艰难。看守坚称交接时数量无误，技术组学徒支支吾吾说可能记错了领用数量，防卫队小队长的妻子则直接找来丈夫撑腰，声称“几件破工具也值得查，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老人？” 涉及不同小团体，赵大山这个后勤主管处理起来左右为难，生怕激化矛盾，调查一时陷入僵局。
王娟那边也遇到了麻烦。医疗资源始终紧张，尤其是消炎药和止痛药。以前人少，谁伤重、谁急需，一目了然。现在人多了，伤病情况复杂，就有人开始嘀咕：“凭什么他先换药？不就是跟王医生熟吗？”“某某上次干活扭了腰，休息了好几天，贡献点也没少拿，是不是装病？”
虽然只是私下议论，但传到王娟耳朵里，这个一直兢兢业业的女人也感到委屈和压力。医疗资源的分配，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又兼顾实际急需和贡献，成了难题。
赵大山更是一肚子苦水。部分生产小组，尤其是那些成员来源混杂的小组，开始出现推诿扯皮、磨洋工的现象。派活时你推我让，出了问题互相指责，效率明显下降。以前一声令下、大伙儿拼命干的场景，似乎正在被一种“干多干少差不多，干好干坏没区别”的微妙气氛所侵蚀。
“林队，再这么下去不行啊！”赵大山找到林澈，忍不住倒苦水，“以前人少，大伙儿心齐，都好说。现在人多了，心思也活了。光靠贡献点，好像……有点不够用了。有些人开始算计，开始抱团，开始觉得不公平了。”
林澈沉默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敲击。这些问题，他并非毫无察觉。人口增长、分工细化，必然带来管理复杂度的提升。以前那种依靠个人威信、大家自觉和简单贡献点激励的粗放式管理，在五百多人的规模下，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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