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贺龙的声音通过简陋的土喇叭，响彻全场:
“今天，我们胜利会师了！但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留！敌人的包围圈正在收紧！我们的目标是——跳出黔东，向湘鄂川黔边挺进！在那里，开辟新的、更大的根据地！革命的道路还长，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红二、六军团，前进！”
“前进！前进！”
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震动了木黄的群山。
林泽站在队伍中，跟着大家用力呼喊，胸中激荡着前所未有的豪情和希望。
会师了，队伍壮大了，新的征程就在眼前。然而，在他心底最深处，那一缕自黔东雨夜以来便悄然滋生、在数次血战中惊鸿一瞥的冰冷阴影，并未被这宏大的喜悦完全驱散。
它像一颗无声的种子，埋进了这片刚刚迎来曙光的热土之下。前路，依然是烽火连天，而有些谜团，或许比敌人的枪炮更加深邃诡谲。
但此刻，林泽望着猎猎招展的红旗，望着身边虽然疲惫却眼神坚定的战友，望着贺龙、任弼时等首长充满信心的面容，他将那份不安用力压了下去。
影子的事，他必须搞清楚，再单独向贺老总汇报。现在，是跟随这支焕然一新的钢铁洪流，向着湘鄂川黔，前进！
晨光渐炽，他的影子缩得更短，紧紧依附，沉默无声。
远处，木黄的群山在朝阳下显出苍翠的轮廓，而更激烈的风暴，正在地平线以下酝酿积聚。
……
1935年初春，林家军根据地的一位老猎户指着界碑外的公路自言自语地哽咽：
“中央军撤了，现在过路的都是倭寇的汽车。”
《何梅协定》的消息像瘟疫般在中华大地上蔓延。
林铭站在训练场上，看着刚刚补充的新兵——
这些少年，最大的不过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四、五岁，他们本该在学堂读书，此刻却握着比他们还高的步枪。
“长官，我们还打吗？”有个娃娃兵怯生生地问。
林铭望向北平方向，突然想起穿越前在卢沟桥纪念馆看到的史料，沉声道：
“打！就算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让日本人知道——中国，不会亡！”
哈尔滨的背荫河边，冻土还没来得及化开，风裹着雪粒子刮在脸上，像刀子割肉般的疼。
李婉宁——不，
现在她是渡边宁子——她将身上那件略显宽大的日军白大褂又裹紧了些。
领口的布料蹭着脖颈，冰冷之下，她能听见自己心脏擂鼓般的声音。
她刚从“试验区”出来，白大褂下摆沾了几抹难以辨认的暗红。她不敢细看，只加快脚步，朝着作为临时宿舍的简易板房走去。
走廊里的灯昏黄得厉害，映着墙壁上斑驳的血痕，空气里那股消毒水与血腥气混合的、特有的甜腻腥臭味，无孔不入，刺得鼻腔隐隐作痛。
三天前，她被迫近距离记录了一次“鼠疫菌接种”实验。三个被掳来的中国人，其中有个少年，顶多十五六岁，被拖进房间时还在嘶喊：“我没病！放我出去！”
那天的雪极大，窗外白茫茫一片，衬得屋内愈发像个冰冷的铁笼。
她看见少年在铁床上蜷缩着抽搐，看见日军军医面无表情地往他胳膊上注射不知名的药剂——那些人，把活生生的人当成了培养细菌的器皿。
她把实验记录的副本，用铅笔抄在了一张裁得极小的纸片上。纸片被她塞进了白大褂内侧的夹层，贴着心口的位置，那里的温度，能让她暂时忘记指尖的寒意。
和姐姐的联络，变得异常难。
她试过托买菜的伙夫捎信，可那伙夫转天就消失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她才知道，伙夫是抗联的地下交通员，只是还没来得及把消息传出去，就暴露了，牺牲了。
那天夜里，李婉宁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哨声响了一夜，她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全是伙夫被拖走时的眼神。
她忽然想起姐姐临走前说的话：“婉宁，活着，把看到的一切记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
转机是在一周后。
部队调来一批新的实验用白鼠，负责运送白鼠的，是个叫小林的年轻日本兵。
渡边宁子很快注意到了这个沉默的士兵。他总爱独处，有时会望着远方，用极低的声音哼唱着什么调子。
一次偶然，她听清了，那是他故乡的和歌。
他还很年轻，面容甚至有些未脱的青涩，每次经过试验区附近，都会不自觉地偏过头，加快脚步，眉宇间有着掩不住的抵触。
她观察到他军装口袋里，总露出一本翻旧了的《万叶集》边角。
那是一个傍晚，雪花再次纷纷扬扬。
她在仓库后的背风处，“偶遇”了正在抽烟的小林。雪花落在他肩头，也落在她洗得发白的医护帽上。
她深吸一口气，用刻意练习过、却仍带一丝生硬的日语轻声开口：“小林君，刚才您哼唱的，是《万叶集》里的句子吧？我也……很喜欢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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