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念新没接话，沉默着走到厂区中央的破炼钢炉前。炉体上还能看见刻着的 “1937?安庆船坞” 字样，是当年日本人占领时修的，现在炉口积满了灰尘和碎石，早就用不了了。
炉子旁边堆着一堆生锈的螺母、断裂的钢条，还有几块变形的铁板，都是以前厂里剩下的东西。这些东西，既是安庆工业的老底子，也是现在经济恢复的难题 —— 摆在这里，看得见，却用不上。
“老师傅，我看过资料，您叫陈志宽吧？以前是厂里的钳工，技术很好。” 余念新想起之前查的工人档案，开口问道。
“嗯，是我。” 陈志宽皱了皱眉，语气缓和了点，“以前是钳工，现在就是个看门的，啥技术也用不上了。”
“那现在厂子归谁管？有没有拨过钱或者物资？”
“军管会说厂子归市里管，可我们找了好几次，也没见拨一分钱、一斤粮。张市长说要等上面的政策，可政策等了快一个月，也没个准信。我们工人也没法子，总不能饿着肚子守厂子吧？” 陈志宽的声音里带着无奈。
“那剩下的机器零件，还能修吗？要是能找到零件，能不能把简单的设备先拼起来？” 余念新追问。
“能修，我们几个老家伙手艺还在，只要有零件，再找几个年轻工人，拼几台修船的小机器没问题。可关键是没人给钱买零件，也没人敢牵头干 —— 怕干到一半政策变了，白忙活一场。” 陈志宽叹了口气。
余念新抬头看了看天，灰黑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他心里清楚，造船厂的问题，表面是缺机器、缺钱、缺人，实际上是缺 “信任”—— 现在的干部怕沾 “资本嫌疑”，不敢放手搞生产。
商人怕被清算旧账，不敢开门做生意；工人怕干了活拿不到钱，还怕被牵连，不敢主动牵头。大家都在等，没人敢第一个动，经济恢复就卡在了 “不敢” 上。
晚上回到宿舍，余念新把笔记本摊在床头，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写下一行字：“安庆经济恢复，政策不缺，胆子缺；口号喊得响，实际底子空。要破局，先破‘怕’字。”
第二天一早，余念新就拿着调研笔记去了市委，想把基层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跟领导汇报。刚走进会议室，就看见郭万夫书记正和公安口、粮食口的几位干部讨论事情，桌上摊着几份材料，气氛有点严肃。
“现在有些商号老板，明着关门，暗地里藏货、压货，想等物价涨了再卖，导致市面上的粮食、布匹都紧俏，市场价乱得一塌糊涂。依我看，得抓几个典型，杀鸡儆猴，不然没人敢听话。” 公安处的干部语气强硬，手里的笔在桌上敲得 “咚咚” 响。
郭万夫没吭声，手指在材料上画着圈，显然在琢磨这事。余念新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郭书记，各位同志，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小余来了，正好，你也参与讨论。有话就说，不用拘束。” 郭万夫抬头，示意他坐下。
“我觉得不能‘一刀切’抓典型。”
余念新坐下后，直接表明态度，“现在商号老板大多怕被清算旧账，所以不敢开门，藏货也是怕货被没收。要是现在抓典型，只会让更多人害怕，以后更没人敢做生意了，市场就更活不起来了。”
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公安处的干部抬眼看他，语气有点冲：“你什么意思？难道放任他们藏货、哄抬物价？不查不管，市场更乱。”
“不是不查，是要分清情况、分清人。” 余念新语气平静，却很坚定，“旧社会的账有旧社会的理，新社会的秩序要靠引导人自觉遵守，不是靠‘吓’。
我们现在缺的是‘敢做事的人’，不管是商人还是工人，得让他们知道，新政府不是来‘整人’的，是来‘帮人做事’的。要用人，而不是吓人。”
张伟群一直没说话，这时看了余念新一眼，眼神很深，开口问：“那你有什么具体主意？怎么才能让商人敢开门、工人敢干活？”
“我建议先立一个‘工商登记制度’。” 余念新拿出笔记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凡是愿意复业的商号，只要凭身份证明、原来的营业执照，或者邻里的证明，就能到工商联登记，登记后就能开门营业。
至于旧社会的旧账，暂时先搁一边，不追究、不清算，新的税收按新政策来，政府只监督经营是否合规，不干预具体的买卖。先让市场流动起来，有人做生意、有人买东西，经济才能慢慢活。”
“这不是搞资本主义那套吗？” 公安处的干部皱着眉，显然不认同，“我们是社会主义，怎么能放任商人自由经营？”
“这不是资本主义，是恢复市场秩序。” 余念新解释道，“老百姓要吃饭，得有地方买粮食、买布匹；商人要生存，得有生意做；工人要生活，得有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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