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祁同伟于国家扶贫办宏观政策层面纵横捭阖，为破解深度贫困难题殚精竭虑之际，他的恩师与引路人高育良，也迎来了其政治生涯中一个极具象征意义与挑战性的新岗位——经中央决定，出任西江省省委常委、圣城市市委书记。
这一任命，在知情者眼中，堪称意味深长。圣城，并非一座经济发达、地位显赫的现代化都市，恰恰相反，它地处赣南革命老区的腹地，曾是红军长征的重要出发地之一，拥有着无与伦比的红色历史底蕴和光荣革命传统。这里遍布革命旧址，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然而，与那段辉映史册的辉煌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单一，长期依赖传统农业和少量资源型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尤其是交通瓶颈制约严重；财政收入有限，民生领域投入不足，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选择高育良这样一位以思路开阔、务实稳健、且在西江省多个重要岗位历练，并有过主政地方和抓扶贫丰富经验的干部来执掌圣城，其战略意图不言自明：既要守护好、传承好这片红色土地的精神血脉，确保红旗不倒、底色不褪，更要勇于担当，带领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让圣城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新的光彩。这既是对高育良能力的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
赴任之初，高育良展现出其一贯沉稳务实的风格。他没有急于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施政纲领，也没有进行走马观花式的“亮相”调研。而是轻车简从，只带着秘书和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头扎进了圣城的山水之间、基层一线。他的调研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极具针对性，旨在快速而深入地触摸这座特殊城市的真实脉搏。
一方面，他循着红色的足迹。他走访了多处关键的革命旧址、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在庄严肃穆的陈列馆里，他久久驻足，凝视着那些泛黄的照片、简陋的武器、充满信念的遗物，聆听着讲解员动情地讲述当年的烽火岁月和英雄事迹。他与还健在的少数几位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后代促膝长谈，听他们回忆父辈的峥嵘往昔，感受那份融入血脉的忠诚与坚韧。在这些地方，他很少发言，更多的是凝望与倾听，试图与那段历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汲取初心的力量。他对随行人员感慨：“脚踏着先烈们战斗过的土地，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里建设好，不让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另一方面，他更直面现实的困境。调研的更多时间，他深入到了偏远的乡村、经营困难的县办工厂、资源匮乏的基层学校和卫生院。在圣城市最偏远的红岭县，他看到了与祁同伟在西南山区所见惊人相似的场景：崎岖难行、晴通雨阻的山区公路；设在废弃祠堂或生产队旧仓房里的教学点，孩子们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冻得小手通红；因一场大病就被拖垮的家庭，主人眼中失去了光彩；还有一些群众，谈起革命历史时充满自豪，但提及眼下的生活，则流露出对现实困境的无奈与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
一次，在调研一个正着力打造的红色旅游小镇时，当地干部兴致勃勃地汇报着近年来游客数量的显着增长，将其视为重要的政绩。高育良耐心听完，却没有停留在听取汇报的层面。视察过程中，他在一个卖竹笋、香菇等土特产的摊位前停了下来，与摊主——一位脸上刻满风霜年近六旬的老农聊了起来。
“老人家，生意怎么样？靠这个能养活家里吗？”高育良语气随和。
老农起初有些拘谨，见这位“大领导”态度亲切，便叹了口气，打开了话匣子：“唉，领导，不瞒您说，看着人来人往，挺热闹，实际掏钱买的人不多。咱这东西，是好东西，山里长的，可包装不行，牌子不响，卖不上价。游客来了，主要是看那些老房子、老物件，看完拍拍照就走了，在镇上吃饭住宿的不多，咱这点小买卖，也就是挣个油盐钱。”
旁边一位镇干部有些尴尬，小声补充解释道：“高书记，我们也在想办法提升配套，但目前确实还存在‘过境游’多、‘过夜游’少的问题，产业链还没完全拉起来。”
高育良点点头，没有批评指责，而是转身对随行的市县干部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发展红色旅游，绝不能只满足于把人‘引来’，满足于门票收入的增长，关键是要让游客‘留得下、愿意消费’，更要能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富起来’。这需要我们在产业链延伸、旅游产品深度开发、服务质量和体验提升上下一番苦功夫、细功夫，把宝贵的‘流量’真正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留量’和老百姓口袋里实实在在的‘增量’。”
这番基于实地观察的即席点评，一针见血，点出了红色旅游发展初级阶段普遍存在的“旺丁不旺财”问题，让在场的干部们深受触动，也感受到了新任市委书记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的工作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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