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上元佳节刚过，京城年味尚未散尽，都察院大门前却已是一片肃杀。林墨一身素色锦袍，外罩玄色狐裘，在阿福和两名护卫的陪同下，准时出现在这令人望而生畏的衙署门前。递上文书，经层层通传，他被引入一座气氛凝重的堂廨。
堂上，三位御史端坐。正中一位，年约五旬，面容清癯，目光锐利，正是左副都御史赵鸿儒，朝中有名的理学名臣，以方正不阿着称，也是晋王党在言路上的重要喉舌。左侧一位，面色白净，眼神活络，是监察御史周明，素与工部过从甚密。右侧一位，则是个生面孔，年轻些，神色严肃，应是都察院的新晋干员。
堂下两侧，还设了几张侧席，坐着几位书吏模样的人，显然是负责记录问询内容的。整个场面，俨然一副三堂会审的架势。
“草民林墨，见过诸位御史大人。”林墨从容行礼，举止得体，不卑不亢。
赵鸿儒并未让他起身，目光如电，扫过林墨，声音冷峻：“林墨，你可知罪？”
开门见山，直接定罪！气势逼人。
林墨微微直身，抬头迎上赵鸿儒的目光，语气平静：“回大人，草民不知身犯何罪，还请大人明示。”
“哼！”赵鸿儒冷哼一声，拿起案几上的一份文书，“有人参劾你，在泉州期间，以商贾之身，私募乡勇，擅组船队，干预地方军政，乃至与海寇倭匪交接，形同谋逆！你作何解释？”
这帽子扣得极大，字字诛心。私募兵马、干预军政、交接海寇，任何一条坐实，都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林墨心中冷笑，面上却依旧平静：“大人明鉴，此乃不实之词，构陷之语。草民在泉州，所为之事，皆有据可查，合乎法理人情。”
“哦？”周明御史接口，语气带着几分讥诮，“合乎法理？你一介商贾，有何权柄组织民壮？又有何资格调度船只？莫非你林墨，比泉州知府、市舶司提举权柄还大？”
“周大人此言差矣。”林墨转向周明，从容道，“倭寇犯境，泉州危在旦夕，凡我大晟子民，皆有守土之责。当时情势危急，水师力有未逮，市舶司刘提举、泉州府通判衙门，为保境安民，特许民间商号组织人手，协助官军防御。草民不过是响应官府号召，出钱出力，共赴国难而已。此事，刘提举及泉州府皆有文书备案，大人一查便知。” 他将“响应官府号召”、“共赴国难”说得极重，将个人行为巧妙地包装成配合官府的义举。
“巧言令色！”赵鸿儒一拍惊堂木，“即便协助防御，你组建‘海商共勉会’，拉拢豪商，聚敛巨资，意欲何为？莫非想效仿前朝盐枭，割据一方不成？”
“大人此言，更是欲加之罪了。”林墨叹了口气，露出几分委屈又无奈的神情，“‘海商共勉会’，不过是一些泉州同行，见海路不靖，生意难做，自发组织起来，订立章程，互助互利，约定共同应对风险，并无任何逾越法度之处。所筹资金，皆用于购置船只、抚恤伤亡、犒劳助战乡勇，每一笔开销，皆有账可查，且经官府派员监督。至于聚敛巨资……” 他顿了顿，从袖中取出一本册子，双手呈上，“此乃共勉会此次御倭所有收支明细，请大人过目。若有一文钱用于不当之处，草民甘愿领罪！”
他这话半真半假，将“共济会”改名为听起来更温和的“共勉会”，强调其商业互助性质，并将资金用途说得光明正大。账目更是早就精心准备，看似滴水不漏。
书吏接过账册，呈给赵鸿儒。赵鸿儒粗略翻看，账目清晰，数额巨大，但用途确实都指向抗倭事宜。他眉头紧锁，一时找不到破绽。
周明见状，换了个角度攻击：“即便如此，你与那镇海帮蒋魁，过往甚密，又作何解释？谁不知那蒋魁乃海盗出身，麾下多亡命之徒！你与他勾结，岂能是善类？”
“周大人，”林墨看向周明，目光坦然，“蒋魁此人，早年或有不当之行，但早已被朝廷招安，现任泉州团练使，乃是朝廷命官。倭寇来袭，蒋大人率众浴血奋战，身先士卒，有功于朝廷，有益于地方。草民与他往来，乃是商议共同御敌之事，何来‘勾结’一说？莫非大人认为，与一位为国出力的朝廷命官商议公事，也是罪过？” 他巧妙地将蒋魁的身份从“海盗”扭转为“朝廷命官”，将“勾结”定义为“商议公事”，反而将了周明一军。
周明被噎得一时语塞，脸色涨红。
这时，那位一直沉默的年轻御史忽然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锋芒：“林东家，本官听闻，你墨香商号旗下《晟时报》，近来连篇累牍，刊载泉州大捷之事，极力渲染你与那‘共勉会’之功。此举，是否有邀买人心、操控舆论之嫌？”
这个问题更为阴险，直指舆论操控，是士大夫阶层最忌讳也最警惕的一点。
林墨心中微凛，看向这位年轻御史，此人不好对付。他沉吟片刻，答道：“这位大人，《晟时报》刊载新闻，首重真实。泉州军民奋勇抗倭，保家卫国，此等壮举，感人肺腑，值得颂扬。本报报道，一为记录史实，二为激励民心，三为让天下人知晓，我大晟边民之忠勇，朝廷守土之决心。若如实报道战功便是操控舆论，那莫非只有隐匿不报，任由小人构陷忠良，才是正理？” 他再次将报道战功提升到“记录史实”、“激励民心”、“彰显朝廷决心”的高度，反问得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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