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朝廷对三国提出的“派遣工匠”请求，给出了具体方案：允许每国派遣不超过二十名“聪慧匠户子弟”，进入百工院下设的“外藩技艺传习所”学习。学习内容以“民用技艺”为主，如改进的织机操作与维护、基础水利工程原理、新式农具制作、普通建筑营造法（不含城墙防御工事）等。学习周期两年，期间需集中居住，接受夏语和《礼仪轨范》教育，并进行严格考核。成绩优异且“心向王化”者，可延长学习年限，接触稍深内容，甚至有机会被推荐进入官办工坊任职。这是一种长期的人才培养和情感羁縻策略。
高丽，汉城，景福宫。
五月初，大夏使团抵达。高丽国王率百官亲迎，规格极高。赠书仪式在昌德宫举行，三千套书籍被郑重置于特制的檀木书匣中，由宫人依次捧入，蔚为壮观。
高丽王室和两班贵族们，首先被那些精美绝伦的“教化布”和“格物玩物”所吸引。王妃对印有“京城上元灯会图”的丝绸爱不释手，几位王子则争抢着“自行舟车模型”和“望远筒”，惊呼连连。当《夏字蒙训》和《格物蒙求图说》被展示时，在场的鸿文馆（高丽最高学术机构）大提学等学者，起初并未太在意，以为又是寻常的启蒙书。但当他随手翻开《格物蒙求图说》，看到那清晰精确的日食月食成因示意图、杠杆原理的图解时，脸色渐渐变了。书中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虽然仍套着“理气”的外壳，但其追求实证和逻辑推演的倾向，与高丽主流推崇的、更偏向心性玄谈的朱子学支流，有着微妙而显着的差异。
“此书……似乎暗含异趣。”大提学私下对同僚低语。
“然其图说精妙，道理似也通达。或可博采？”有年轻学者持不同看法。
争论在鸿文馆内部悄然产生。而《礼仪轨范》中对“藩属朝觐礼”、“祭礼”的详细规定，则迅速被高丽礼曹（相当于礼部）采纳，作为今后规范对夏礼仪的官方标准——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主权的让渡。
更深远的影响发生在民间。随行的印书匠人协助汉城几家大书坊，建立了采用部分大夏新式排版和雕版技术的印书线。第一批本土印刷的《夏字蒙训》迅速流入市面，因其字形相对统一、清晰易学，不仅打算学习夏语的人购买，连一些教儿童识字的私塾先生也开始尝试使用。标准的夏字字形，开始冲击高丽本土使用的、混杂了部分固有汉字和吏读文字的书写习惯。
而那些“格物小玩物”，则在贵族子弟圈中引发了小小的“科学热”。有几个痴迷于“不倒翁”和“自行舟”的贵族少年，开始缠着家中来自大夏的使团随员或商人，追问其原理，甚至有人萌生了去大夏学习“格物”的念头——这正是文化输出希望看到的效果：从好奇心到认同感，再到向心力。
琉球，首里城。
琉球王国的情况更为典型。琉球文化本身受中原和日本双重影响，尚未完全定型。大夏文化包裹的抵达，恰逢其时。
琉球王室对《礼仪轨范》中描绘的衣冠制度、宫廷乐舞表现出极大兴趣，迅速决定在王宫庆典中引入部分夏式礼仪和乐器。印有“圣迹图”的“教化布”被王族和贵族争相裁制成礼服，在重要场合穿着，以示“文明”与“亲夏”。大夏的茶具和《清饮录》也在上层社会迅速流行，品夏茶、谈夏事，成为新的风雅。
由于琉球本土文字系统不发达，标准化的《夏字蒙训》几乎被当作“神赐”的识字宝典。王府下令，在王族和士族子弟的教育中，必须加入夏语和夏字的学习，并以能否通晓夏文、书写标准夏字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参考。大夏随行的年轻学子们，因其“儒雅又博学（懂一些格物）”的风范，成为琉球贵族子弟竞相结交的对象，他们的言谈举止、对事物的看法，无形中成为了被模仿的榜样。
一位琉球王子甚至恳请大夏使臣，希望能派遣画师，参照《礼仪轨范》中的建筑图样，对首里城进行部分“夏风”改造。这个请求被迅速报回国内，礼部在请示萧云凰后，谨慎地批准了有限的、非核心宫殿的改造建议，并派遣了数名建筑工匠指导。这意味着，大夏的建筑美学和空间礼制，开始实质性地嵌入琉球的政治文化中心。
安南，升龙城（河内）。
安南的情况最为复杂。安南自立国以来，虽长期奉中原正朔，但自主意识强烈，文化上既有深厚汉学根基，又发展出自身特色。大夏文化包裹在此遭遇了最微妙的审视和过滤。
安南王室和儒臣对《夏字蒙训》的标准字形和注音表现出专业性的关注，但态度审慎。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格物蒙求图说》中的实用知识部分，但对于其中隐含的、试图用“理气”统一解释自然、削弱“天人感应”和本地巫傩文化的倾向，则抱有警惕。安南的儒学界内部，围绕着是否应引入这套教材作为补充读物，展开了激烈辩论。保守派认为这会冲击安南自身的“道统”，革新派则认为可以“取其技艺之实，存我义理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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