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五年,二月二,龙抬头。
西山“第一工场”的织造坊内,却无半分节日的喜庆。五十架改良织机,只开了不到三十架。梭子来回的“咔嗒”声稀疏零落,显得厂房格外空旷。
工徒们大多坐在自己的织机旁,或发呆,或低声交谈,脸上带着焦躁与不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息,像暴风雨前的闷雷。
坊外,铁匠坊的锤声也稀落了很多。炼铁炉虽然还烧着,但只有两座在出铁水,十几个铁匠学徒围着炉子,心不在焉地看着火候。
这一切的源头,要从五天前说起。
正月廿六,工场提调杨慎突然宣布:因“原料供应不畅、成品销路未完全打开”,自即日起,织造坊、铁匠坊部分机位暂停生产,相关工徒“临时放假”,放假期间只发每日十文“饭贴”,无工钱。
这消息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了刚刚尝到甜头的工徒们头上。
放假?只发十文饭贴?那怎么活?
一个叫赵大柱的织布工徒,当时就急了,嚷道:“杨大人,俺们签的契书上写着,只要按时上工,每天三十文底钱!现在让俺们放假,凭啥只给十文?”
杨慎耐着性子解释:“契书上写的是‘实际提供劳务,方按日计酬’。现在没有活干,工厂也是无奈。十文饭贴,已是体恤大家不易。”
“没有活干,是工厂的事!又不是俺们偷懒!”另一个叫王栓的年轻铁匠学徒喊道,“俺们天天按时来,是你们让停的!就该照发工钱!”
“对!照发工钱!”
“三十文!少一文都不行!”
场面一度混乱。杨慎好说歹说,承诺只是“暂时”,一旦原料运到、销路打开,立刻复工,工钱照旧,还可能有补偿。这才勉强压下了当天的骚动。
但接下来的几天,坏消息接踵而来。
先是传言,说从江南走海路运棉花的船,在渤海湾遇到风浪,“可能”要延误半月。接着又有人说,工厂仓库里积压的棉布“太多了”,卖不出去。更有甚者,坊间开始流传,说这官营工场“就是一阵风,长不了”,“官府亏不起钱,迟早要关门”。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工徒们大多是流民出身,好不容易找到个安稳活计,眼看又要断掉生计,怎能不急?
“临时放假”的工徒,每天只领十文钱,连最基本的饭食都勉强。还在上工的,也人心惶惶,担心不知哪天就轮到自己。
矛盾,在沉默中积累。
二月初二中午,工厂食堂。
说是食堂,其实就是一个大草棚,里面摆着几十张长条木桌凳。往日开饭时,虽然粗糙,但好歹有糙米饭、一碗菜汤,偶尔还能见点油星。工徒们劳累半天,能坐下来吃顿热饭,是难得的慰藉。
但今天,饭刚打到碗里,就有人炸了。
“这他娘的是人吃的吗?!”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名叫胡三,是铁匠坊的学徒。他“哐当”一声把粗陶碗砸在桌上,汤水四溅。
碗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菜汤,飘着几片烂菜叶。旁边木桶里的糙米饭,不仅颜色发黑,还夹杂着不少谷壳和砂石。
“昨天还是半干的饭,今天就成涮锅水了?米呢?菜呢?肉星呢?!”胡三吼道。
食堂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工徒都看向自己碗里的食物,脸色变得难看。
负责打饭的伙夫是个老实巴交的老头,嗫嚅道:“胡……胡三兄弟,杨大人吩咐了,现在……现在工场艰难,要节省开支,粮食……粮食得省着点吃……”
“省着点吃?”胡三一步上前,揪住伙夫的衣领,“老子每天在铁匠坊,烟熏火燎,流多少汗?就吃这猪食?工钱减了,饭也减了,你们想把老子们饿死不成?!”
“对!这饭没法吃!”
“俺们不是牲口!”
“找杨大人说理去!”
愤怒像火星溅入油锅,瞬间点燃。几十个工徒扔下碗筷,跟着胡三,涌向工场中央的议事堂。
剩下的人,有的犹豫着跟了上去,有的则默默坐在原地,看着碗里糟糕的食物,眼中满是绝望。
议事堂里,杨慎正和几个匠师、书吏开会,商讨如何尽快打通原料渠道。忽然听到外面喧哗,刚站起身,门就被“砰”地撞开了。
胡三带着二十多个怒气冲冲的工徒闯了进来。
“杨大人!”胡三劈头就问,“工钱减了,俺们认了!可这饭食,一天比一天差,今天直接给俺们吃涮锅水!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吗?!”
杨慎看着这群眼冒怒火的汉子,心中一沉。他知道伙食标准降了,但没想到降得这么厉害。他看向负责后勤的书吏,书吏脸色苍白,低声道:“大人,粮库……粮库里陈米快没了,新粮还没运到。采买的人说,市面上粮价涨得厉害,咱们给的银子,买不到原来那么多……”
“听见了吗?杨大人!”胡三冷笑,“工厂没钱了!没粮了!俺们还在这里耗着干嘛?等着饿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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