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的消息传来时，张佳乐正在工作室整理颜料。手机屏幕上是一张照片——南方的朋友发来的，一树火红的花开在青灰色老墙前，热烈得像要烧穿屏幕。她将照片递给林冰看，两人都没说话，但都明白：该启程了。
收拾行装用了三天。这次和从前不同——不是两个人的即兴之旅，而是一场有目的的寻找。行李箱里除了画具和乐谱，还多了档案袋、扫描仪、录音笔，以及那沓泛黄的信件复印稿。苏静来送行时带来一个铁皮盒子，里面是清姨遗留的几样物品：一枚褪色的发夹、半支口红、一把生锈的钥匙。
“母亲保存下来的。”苏静将盒子轻轻放在桌上，“她说清姨走后，房东要清理房间，她赶去时只剩下这些。”
林冰拿起那把钥匙。铜制，柄端刻着模糊的花纹，可能是木棉，也可能是别的什么花。钥匙齿已经磨损，想必开过很多次门，等过很多人回家。
“我们去找那扇门。”张佳乐说。
出发前夜，两人都没怎么睡。张佳乐在检查行装清单，林冰在调试旅行用的便携吉他——比平时那把小巧，音色却意外地清亮。凌晨两点，她们并排躺在客厅地毯上，头顶是天花板，但仿佛能透过它看见南方的星空。
“你说，”林冰轻声问，“如果我们找到那间阁楼，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已经不在了。四十年，够拆很多房子了。”
“那木棉树呢？”
“树比人活得久。”张佳乐侧过身，看着林冰的侧脸，“如果找到了，我要在树下画一幅画。不用颜料，用木棉花瓣捣碎的汁液。”
林冰也侧过身，两人在昏暗中对视。“那我就用那把钥匙的声音作曲，”她说，“如果还能开门的话，录下开锁的声音。如果开不了，就录下它摩擦锁孔的声音——那也是一种对话。”
她们在晨光中出发。出租车驶向机场时，城市还未完全醒来。张佳乐靠着车窗，看街景一帧帧后退——熟悉的咖啡馆、常去的画材店、那年山洪后一起躲过雨的屋檐。林冰握着她的手，指尖在她掌心无意识地画着圈，像在谱一首无声的曲子。
“紧张吗？”林冰忽然问，正是张佳乐在山洪前夜问过的话。
“有点。”张佳乐诚实地说，“怕找不到，更怕找到了，却不知该说什么。”
机场大厅里人群熙攘。她们托运了行李，只背着随身包——张佳乐的包里是素描本和那盒新颜料，林冰的包里是吉他和录音设备。过安检时，工作人员多看了那把吉他两眼，林冰微笑着解释：“是乐器，不是武器。”
飞机起飞时，张佳乐一直看着窗外。地面越来越远，城市缩成一张地图，河流是蓝色的血管，道路是灰色的神经。她想起清姨信中的话：“有时觉得，我们像在暗夜中行走的人，不知何处是尽头。”
而现在，她们正在飞向那片暗夜曾经笼罩的地方，带着光。
飞行途中，林冰一直在看那些信件的复印件。她看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张佳乐则翻开素描本，开始画想象中的阁楼——凭清姨信中零星的描述：朝南的窗，能看到木棉树；窄窄的楼梯，上楼时会吱呀作响；一张共用的大书桌，两人各占一头。
空姐送来餐食时，张佳乐才意识到已经飞了多久。她看向林冰，发现对方不知何时睡着了，头轻轻靠着舷窗，手里还捏着信纸。她轻轻抽走信纸，看见林冰在背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
“木棉花落在肩头时
你可曾听见琴声
在另一个时空继续
我们来了
来接那首未完成的歌”
飞机降落时，南方的热气扑面而来。和北方的干爽不同，这里的空气湿润厚重，带着植物蓬勃生长的气息。她们叫了车，驶向预订的民宿——苏静帮忙找的，在老城区，离清姨信中提到的区域不远。
民宿是栋三层小楼，主人是对老年夫妇。阿婆在门口迎接她们，手里摇着蒲扇：“苏静交代过啦，说你们是来寻人的。房间在二楼，窗户外头就能看见木棉树——不过这个季节，花都快落完喽。”
房间小而整洁，木地板踩上去有柔和的回响。张佳乐推开窗，果然看见不远处一株高大的木棉树，花已谢了大半，枝头挂着些零星的红色，地上落着一层厚厚的花瓣。
“是这棵吗？”林冰走到她身边。
“不知道。”张佳乐看着那棵树，“但每一棵看过她们离去的木棉，都值得纪念。”
她们安顿好行李，下楼向阿婆打听。阿婆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对这片街区了如指掌。她眯着眼睛听清姨和明慧的名字，摇头：“不记得咯。七几年的时候，这一片好多租客的，人来人往。”
但当林冰描述阁楼、钢琴、抄写的工作时，阿婆忽然想起什么：“等等，你说钢琴……我好像有点印象。街尾那栋黄色小楼，以前住过一个教钢琴的女老师，长得秀气，不太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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