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在安庆段拐了个大弯。原本这里只有一座简陋的土堡，如今却立起了三丈高的城墙，砖石厚重，垛口如齿。城墙上插满“明”字旌旗，每隔十步架着一门火炮——是从被俘的元廷工匠那里“请”来的，又经江南匠人改良，炮口阴森森地对准江北。
城墙下，一道宽达十丈的壕沟已经挖通，引了江水灌入，成了护城河。河上唯一的吊桥，每日辰时放下，酉时收起，来往行人商旅需经三重盘查——籍贯、路引、货物，稍有可疑，立即扣押。
这是“明墙”的第一段。
朱元璋的旨意很简单：十年。给他十年时间，他要筑起一道从东海到巴蜀的千里长城，把张无忌的“邪说”彻底挡在江北。
洪武三年春，南京，奉天殿。
早朝的气氛压抑得像要下雨。
户部尚书捧着账册，声音发颤：“陛下，去岁筑墙耗银三百七十万两，征发民夫六十万，累死者……约三万。”
龙椅上，朱元璋眼皮都没抬：“继续。”
“今岁预算需五百万两，民夫八十万。江南各府已有民变苗头，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皆有百姓逃往江北……”
“逃？”朱元璋终于抬眼，“传旨：凡私渡江北者，全家连坐，邻里同罪。擒获逃民者，赏银十两。”
满殿寂静。
有老臣想劝，被李善长用眼神制止。
三年了，这位洪武皇帝越来越听不进劝。或者说，他根本不需要劝——他要的，只是执行。
退朝后，朱元璋回到御书房。
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南北对峙的局势一目了然。江北标着“长安”“洛阳”“开封”，江南则是“南京”“武昌”“杭州”。两边的颜色不同——江北是浅浅的青色，像初春的草；江南是沉沉的朱红，像凝固的血。
“陛下，”李善长跟进来，低声禀报，“江北那边……红薯、土豆已推广至河北，今岁预计可收三千万石。张无忌还颁了《劝农令》，免农税三年，鼓励垦荒。”
朱元璋手指在地图上轻敲。
一下，两下。
“咱们呢？”他问。
“江南……去岁水灾，今春又有蝗害，收成不及往年六成。但税赋加了二成，用于筑墙。”李善长顿了顿，“民间……怨声载道。”
“怨就怨。”朱元璋转身，走到窗前，“总比信了张无忌那套，反了朕强。”
他望着窗外——皇宫新修的园林，亭台楼阁，假山水榭，极尽奢华。这都是用筑墙的银子“省”出来的。他要让江南的百姓看见：跟着朕，有荣华富贵。逃去江北？哼，那边连座像样的宫殿都没有。
“对了，”朱元璋忽然想起，“顾守拙那边，文章写得如何？”
李善长连忙从袖中取出一沓文稿：“顾老先生牵头，江南三百名士联名，已撰成《邪说辨谬》十卷。正加紧刊印，分发各州县学堂。”
朱元璋接过，随手翻看。
文章还是那些文章：骂张无忌“蛊惑人心”，骂女子读书“伤风败俗”，骂分田“夺民私产”。但比三年前更系统，更“有理有据”——甚至引用了江北饿死人的“案例”（其实是江南灾民逃荒时死在路上的），来证明张无忌的新政“害民”。
“不够。”朱元璋合上文稿，“得让百姓怕。”
“陛下的意思是……”
“编故事。”朱元璋眼中闪过冷光，“就说张无忌吃人心练功，夜御百女，手下都是妖魔鬼怪。江北的人，都被下了蛊，成了行尸走肉。”
李善长愣住：“这……太荒诞了吧？百姓能信？”
“百姓懂什么？”朱元璋嗤笑，“越荒诞，越记得住。传下去：说书先生、戏班子、走街串巷的货郎，谁把这些故事讲好了，赏银。讲不好的——舌头割了。”
一个月后，江南的茶馆里。
说书先生一拍惊堂木：
“上回说到，那张无忌为何能百战百胜？原来他练的是西域妖法，每日需食童男童女心肝一副！他那娘子周芷若，更是个狐狸精转世，专吸男子阳气……”
台下有茶客小声嘀咕：“可我表舅去年逃去江北，来信说那边日子好过得很……”
“闭嘴！”旁边立刻有人呵斥，“你想害死咱们啊？”
又三个月，江南的学堂里。
夫子拿着新编的《忠君爱国启蒙书》，一字一句教：
“江北张逆，实为妖魔。其所倡平等，实为乱纲；其所行分田，实为夺产；其许女子读书，实为败德。尔等学子，当时刻谨记：忠君爱国，方为正道；安分守己，才是良民。”
有学生举手：“夫子，可书上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那是圣人之言，岂是你能妄解的？”夫子板起脸，“再敢多问，戒尺伺候！”
一年，两年，三年……
高墙在一寸寸延伸。
从安庆到九江，从九江到武昌，从武昌到岳阳……千里长江，渐渐被砖石和谣言，筑成一道无形的、却更坚固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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