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号，凌晨两点十七分。
凌凡趴在书桌上睡着了，脸贴着草稿纸，铅笔还攥在手里。他梦见自己在解一道无限长的数学题，纸张从桌面铺到地平线，每个数字都像烧红的炭，烫得他手指起泡。
窗外的秋虫叫得撕心裂肺。
不知过了多久，门轴发出极轻微的“吱呀”声。
凌凡没醒，他太累了——连续四天每天只睡三个半小时，大脑像一台超载运转后强行关机的电脑，此刻任何声音都唤不醒。
一双穿着旧拖鞋的脚停在他书桌旁。
那脚的主人站了很久，久到月光在房间里移动了三指宽。然后，一只粗糙的、指节粗大的手伸过来，极其小心地抽走凌凡胳膊肘下压着的卷子——那上面有一道题算到一半，凌凡睡过去前，正在解一个复杂的方程组。
手的主人就着台灯光看题。
眉头皱起来，又松开，又皱起来。最后摇了摇头，把卷子轻轻放回原处。
接着，那只手端起桌角那个空了的玻璃杯——凌凡晚上九点倒的水，一口没喝，现在已经落了层灰。
脚步声轻得像猫，退出房间，带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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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的灯亮了。
凌建国——凌凡的父亲，这个五十三岁的货车司机，此刻站在灶台前，动作有些笨拙地打开冰箱，取出一个不锈钢饭盒。
饭盒里是深绿色的绿豆汤，熬得沙沙的，豆壳都滤干净了，汤体浓稠得像融化的翡翠。这是凌凡妈妈昨晚熬好冰镇的，本来打算今天给儿子喝，结果忙忘了。
凌建国把汤倒进小锅里，开小火。他不敢开大火，怕声音吵醒儿子——虽然他知道，儿子一旦睡死，打雷都未必醒。
他站在灶前等，眼睛看着蓝色火苗舔着锅底。墙上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跳，像他年轻时开货车数过的里程桩。
这个沉默了大半辈子的男人，此刻脑子里在想什么？
或许在想儿子书桌上那堆积如山的资料，每一本都被翻得卷了边。
或许在想儿子手上那个写字写出的老茧，比他自己方向盘磨出的茧还厚。
或许什么都没想，只是盯着锅里渐渐冒出的小气泡，等着温度刚好——不能太凉伤胃，不能太热喝不下。
汤热好了。
凌建国关火，盛进那个洗得发白的搪瓷碗里——那是凌凡小时候用的碗，碗边有磕掉的瓷，露出黑色的铁底。
他端着碗走到客厅，没直接送进去，而是把碗放在餐桌上，自己坐在旁边，点了一支烟。
烟只吸了一口，就按灭了。他想起儿子说过讨厌烟味。
于是他就那么坐着，守着那碗绿豆汤，等它凉到刚好入口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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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零九分，凌凡猛地惊醒。
他是被噩梦吓醒的——梦里那道无限长的题，最后变成了一个黑洞要把他吸进去。
醒来时浑身冷汗，心脏跳得像要炸开。他撑着桌子想站起来，腿一软又坐回去，眼前发黑。
低血糖。
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只吃了半碗米饭。
凌凡扶着墙走出房间，想去厨房找点吃的。
然后他看见了餐桌前的父亲。
客厅没开灯，只有厨房透过来的一点微光。父亲背对着光坐着，身影像一尊沉默的山。桌上那碗绿豆汤，在黑暗里冒着丝丝白气。
“爸？”凌凡嗓子哑得厉害，“你怎么……还没睡？”
凌建国转过头。他的脸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只听见声音：“汤刚好能喝。”
就五个字。
没有“你怎么这么晚还不睡”，没有“要注意身体”，没有“别太拼了”。
就只是，汤好了，来喝。
凌凡走到餐桌边，坐下。
碗是温的，不烫手。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甜度刚好，绿豆熬得开花起沙，汤里还放了点薄荷叶，清凉直冲脑门。
他一口接一口地喝，喝得很急，像沙漠里渴了三天的人。
喝到一半时，眼泪毫无征兆地掉进碗里。
凌凡自己都愣了。
他不记得自己上次哭是什么时候，可能是小学摔断胳膊那次。这几个月再苦再累再崩溃，他都没哭过。
可这碗绿豆汤，让他眼泪决堤。
不是委屈，不是感动，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好像一直绷到极限的弦，突然被人轻轻托了一下，那瞬间的松弛，让所有强撑的坚强都化成了水。
凌建国看见儿子哭了。
这个开三十多年货车、见过无数车祸现场都没眨过眼的男人，此刻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他想做点什么，比如拍拍儿子的背，或者说句“哭什么”。
但他什么都没做。
他只是站起来，走到厨房，又盛了一碗汤，放在儿子面前。
然后坐回原位，继续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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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碗汤喝到一半，凌凡终于能说话了。
“爸，”他声音还带着鼻音，“我是不是……太没用了？”
凌建国看着他。
“闭关四天，效率反而下降了。”凌凡盯着碗里晃动的绿豆，“我以为我能行，我以为只要够狠，就能冲过去。可今天……今天我看着那些题，像看天书。我背过的公式全忘了，我会的方法全不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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