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维尔塔宁坐在斯德哥尔摩“芬兰之家”二楼的小会议室里，手里拿着一封刚拆开的信，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白。信是瑞典语写的，笔迹优雅，措辞正式，来自瑞典外交部北欧事务司副司长阿克塞尔·林德斯特伦。内容是通知她，瑞典政府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芬兰文化与教育状况调查委员会”，由学者、前外交官、慈善家组成，任务是“评估特别状态下芬兰语言、教育、文化遗产的保存状况，并提出人道主义援助建议”。委员会不具官方身份，不发表政治声明，但享有政府默许和有限资金支持。信末，林德斯特伦“顺便”提及，委员会需要一个熟悉芬兰教育状况的顾问，如果莉娜感兴趣，他可以推荐。
她把信放在桌上，看向坐在对面的索尔伯格先生。老人正在看另一份文件，是德国《法兰克福报》剪报的翻译件，上面是关于安娜·科尔霍宁的报道，以及后续一篇评论文章，标题是《慈善的边界：特别状态下的良心囚徒与国际社会的责任》。文章没有署名，但莉娜知道，那是索尔伯格通过他在柏林的关系，请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写的。
“林德斯特伦的动作比我想象的快。”索尔伯格放下剪报，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委员会是块很好的招牌。非官方，不碰政治，只谈文化教育，瑞典政府容易接受，国际社会也容易理解。而且，有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就能合法地收集资料，接触流亡者，甚至申请进入芬兰境内做‘学术考察’——虽然俄国人肯定不会批，但申请本身就能制造舆论压力。”
“他想让我当顾问。”莉娜说，声音有些干涩。
“我知道。他上周私下跟我提过。”索尔伯格重新戴上眼镜，看着莉娜，“这是个机会，莉娜。你是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又在瑞典从事芬兰流亡儿童的教育工作。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这个身份能给你一层保护，让你在瑞典的活动更安全，也更有影响力。”
“但这也是束缚。”莉娜低声说，“当了顾问，我就成了委员会的一部分，我的言行必须符合委员会的‘非政治’定位。我不能公开批评俄国，不能呼吁独立，甚至不能直接声援安娜和其他政治犯。我只能谈教育，谈文化，谈人道主义。这……感觉像在回避核心问题。”
索尔伯格沉默了片刻，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粒在风中斜斜飘落，行人都缩着脖子匆匆赶路。
“莉娜，”他背对着她说，“你觉得，我们这几个月在做什么？”
“宣传。让世界知道芬兰的真相。”
“然后呢？”
“然后……希望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迫使俄国改变政策。”
“施加压力的方式有很多种。”索尔伯格转过身，目光锐利，“公开谴责，外交抗议，经济制裁，甚至军事威胁。但那些是政府的事，而且需要足够的利益和决心。瑞典、德国、英国，目前都没有这样的决心。他们最多表达‘关切’，最多提供人道援助。为什么？因为芬兰不够重要，不值得他们冒与俄国冲突的风险。”
他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要求他们做做不到的事，而是引导他们做能做到的事。通过文化、教育、人道这些‘软性’议题，让他们卷入，让他们产生共情，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与芬兰的联系，承担起对芬兰的责任。当这种联系和责任积累到一定程度，芬兰问题就不再是遥远的外国事务，而是他们自己社会的一部分。那时，任何对芬兰的严重压迫，都会直接伤害他们的利益和情感，他们会更愿意采取行动，哪怕只是小小的行动。”
他指了指那封林德斯特伦的信：“这个委员会，就是建立联系的工具。你作为顾问，不是要回避政治，是要用非政治的方式，做政治的事。你谈教育，就是在谈芬兰的未来；你谈文化，就是在谈芬兰的灵魂；你谈人道，就是在谈芬兰人的苦难。每一个报告，每一次发言，每一次接触，都在向瑞典和欧洲的社会精英传递一个信息：芬兰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有尊严的民族，值得被尊重，值得被保护。当他们接受了这个信息，特别状态的暴政，就会显得更荒谬，更不可接受。这就是潜移默化，莉娜，比直接的抗议更持久，更深入。”
莉娜消化着这些话。她明白索尔伯格的战略，但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走好。既要保持顾问的“中立客观”，又要传递芬兰人的真实处境；既要利用委员会的平台，又要不被平台束缚。这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自制。
“而且，”索尔伯格坐下，语气缓和了一些，“这个身份，能让你接触到更高层的人。委员会成员包括退休大使、大学校长、着名作家，他们虽然不掌权，但有人脉，有影响。通过他们，你可以把信息传递到更重要的耳朵里。比如，关于安娜的病危，关于埃里克和曼纳海姆的长期审讯，关于监狱的非人道条件。以委员会‘关注人权状况’的名义提出，比我们直接呼吁，更容易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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