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维尔塔宁站在斯德哥尔摩“芬兰之家”地下印刷工坊的铅字架前，手里拿着一张刚印好的传单校样，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线，逐字逐句地校对。传单的标题是《芬兰儿童的无声哭泣：特别状态下的教育剥夺》，内容是她在过去一个月里，通过秘密渠道从芬兰收集的十七个真实案例的汇编：八岁女孩因在学校说芬兰语被罚站三小时，十二岁男孩的芬兰语课本被没收烧毁，教师因偷偷教芬兰历史被解职流放，地下学校的学生在煤油灯下写字冻伤了手指……每个案例都有具体的时间、地点、人名（用化名）、细节，没有煽情，只有冷静的陈述，但正因如此，更有冲击力。
这是“芬兰之家”新一轮宣传攻势的核心材料。索尔伯格先生从柏林和汉堡又筹集到了一笔资金，决定加大宣传力度，在欧洲主要城市同时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目标是在复活节前，让“芬兰教育危机”成为欧洲媒体和公众讨论的话题。为此，莉娜和她的团队已经连续工作了两周，编写、翻译、排版、印刷，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莉娜，第三版的德语翻译完成了。”一个年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是埃里克·斯文松，他端着一杯咖啡走过来，眼睛里布满血丝，但精神亢奋，“柏林那边的联系人回信了，说《法兰克福报》愿意刊登一篇关于芬兰教育的长文，但需要更多照片或插图作为证据。我们有没有可能弄到一些照片？比如被没收的课本，被关闭的学校？”
莉娜摇头，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涩的液体让她稍微清醒：“几乎不可能。芬兰境内不允许私人拥有相机，特别是外国人。俄国人对摄影控制很严。我们有的只有手绘图画，是几个流亡画家根据描述画的。虽然不如照片真实，但也能传达情绪。”
她从工作台上拿起几张画稿：一张是一个空荡荡的教室，黑板上还残留着芬兰语单词的痕迹，但课桌歪斜，窗户破碎；另一张是一个母亲搂着孩子，在煤油灯下看一本手抄的芬兰语识字书，窗外有俄国士兵的影子；还有一张是一个老人坐在废墟前，手里拿着一本烧焦的书，眼神空洞。画风写实，细节丰富，虽然没有色彩，但黑白线条的对比更显沉重。
“这些可以。”埃里克仔细看着画稿，“我让制版工做成锌版，能印刷出清晰的线条。配上文字说明，应该能打动读者。不过……”他犹豫了一下，“索尔伯格先生让我提醒你，我们最近的动作可能引起俄国使馆的注意。昨天有两个陌生人在‘芬兰之家’外面转悠，看起来不像普通人。索尔伯格先生已经加强了警戒，但我们要做好准备，可能随时需要转移印刷设备和材料。”
莉娜的心沉了一下，但表情未变：“我明白。重要的文件和不常用的铅字，已经分批藏到不同的安全屋。印刷机太重，转移困难，但如果必要，可以拆卸，分散运走。工人也都受过训练，知道该怎么做。”
“那就好。”埃里克松了口气，然后压低声音，“还有件事。索尔伯格先生从‘特殊渠道’得到消息，俄国宫廷内部对芬兰问题的分歧在扩大。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都向沙皇提交了报告，认为特别状态成本太高，国际形象受损，建议‘调整策略’。虽然博布里科夫和格奥尔基还在坚持高压，但圣彼得堡的犹豫，是我们的机会。索尔伯格先生说，我们要加把劲，用舆论压力，推动这种犹豫变成实际的改变。”
莉娜点头。这正是她在做的。用事实，用数据，用具体的、有血有肉的故事，让欧洲的公众和政治精英看到，特别状态不仅不道德，也不聪明，是双输的选择。然后，通过公众舆论，影响各国政府的态度，再通过外交渠道，向圣彼得堡施压。这是一条漫长、复杂、充满不确定性的链条，但每一环都不可或缺。而她，一个二十八岁的流亡教师，此刻正站在这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上：制造和传播信息。
“莉娜老师！”一个十来岁的芬兰女孩跑进工坊，是玛雅，索尔伯格夫人收养的流亡孤儿之一，聪明伶俐，现在在“芬兰之家”的儿童学校学习，课余帮忙做些递送东西的简单工作。“索尔伯格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说是刚到的，很重要。”
女孩递过来一个用火漆封口的信封。莉娜接过，看到火漆上的印记——不是“芬兰之家”的徽章，是一个简单的帆船图案。这是“船锚”米科从赫尔辛基通过走私船送来的密信的标志。她的心跳加快了。
她谢过玛雅，等女孩离开后，用裁纸刀小心地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是用密语写成的几行字。莉娜快速从怀里掏出密码本——那是她自己设计的，基于芬兰语诗歌的替换密码——开始解码。五分钟后，她看懂了信息，脸色变得苍白。
“怎么了？”埃里克察觉到她的异常。
莉娜将译好的文字递给他。埃里克快速阅读，眼睛也瞪大了。密信内容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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