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娜平静地回答：“因为教育本身不是政治煽动，是基本人权。芬兰儿童有权利学习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就像瑞典儿童学习瑞典语和历史一样。特别状态以‘国家安全’为名，系统性地剥夺这种权利，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至于镇压……当学习母语成为犯罪，当教师因教书而被捕，这本身就是暴力，不需要额外渲染。”
林德斯特伦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您必须明白，从国际法和外交角度看，教育内容属于国家内政。俄国政府可以主张，推广俄语是为了国家统一和现代化，就像法国推广法语，德国推广德语一样。这是主权国家的权利。”
“但芬兰不是普通的省份，副司长阁下。”莉娜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多了一丝力度，“根据1809年《波尔沃协议》，芬兰作为大公国加入俄国，保留了原有的法律、宗教、行政和语言。这是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特别状态单方面废除这些保障，违反了条约精神。这不是内政，是国际承诺的违背。”
林德斯特伦微微挑眉，显然对莉娜的国际法知识有些意外。“《波尔沃协议》确实存在。但条约的执行和解释，往往取决于实力对比。现实是，俄国控制着芬兰，有军队，有行政机构。而国际社会……目前没有意愿为了芬兰挑战俄国。”
“所以我们就应该沉默，看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被系统性地抹杀？”莉娜问，但语气不是质问，更像是探讨。
“我没有这么说。”林德斯特伦身体前倾，双手手指交叉，“维尔塔宁女士，外交是可能的艺术。在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直接对抗往往适得其反。但有一些……更迂回的方式。比如，通过文化、学术、民间的渠道，保持联系，提供支持，让芬兰的语言和文化至少能在民间层面存续。等待……时机变化。”
莉娜听出了弦外之音。她谨慎地问：“您所说的‘民间渠道’，具体指什么？”
林德斯特伦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莉娜，望着窗外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瑞典有一些民间基金会，致力于支持北欧的语言和文化研究。比如‘北欧文化遗产基金’，每年有大约十万克朗的预算，用于资助相关的研究、出版、交流项目。这些基金会的理事会，通常由学者、作家、退休外交官组成，独立于政府，但……与政府有良好的沟通渠道。”
他转过身，看着莉娜：“如果，我是说如果，芬兰流亡学者和教师，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非政治的文化项目——比如编纂芬兰语-瑞典语词典，整理芬兰民间文学，研究芬兰和瑞典的共同历史——并向这些基金会申请资助，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些项目不会改变政治现状，但能保存知识，培养人才，维持文化纽带。而且，”他顿了顿，“能为芬兰的学者和教师提供一些……体面的工作机会，避免他们因经济困境而被迫从事更激进的活动。”
莉娜的心脏加快了跳动。她明白了。林德斯特伦在暗示一条路：通过瑞典的民间文化基金，以学术项目的名义，暗中支持芬兰流亡知识分子，既保存文化，又提供生计，还能建立更紧密的瑞芬民间网络。而且，这是“非政治”的，不会给瑞典政府带来外交麻烦。
“这样的项目，”莉娜谨慎地说，“需要可靠的芬兰方面合作者。我们‘芬兰流亡教师协会’愿意承担这个角色。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在语言、文学、历史、民俗学方面有深厚的积累。我们可以起草具体的项目提案。”
“很好。”林德斯特伦走回沙发坐下，表情更加放松，“具体的事，您可以直接与基金会联系。我可以提供一些名字和地址。当然，”他加重语气，“所有这些，都是纯粹的民间文化交流，不涉及任何政治议题。您明白我的意思。”
“完全明白，副司长阁下。”莉娜点头，“我们只关心文化和教育。这是我们的专业，也是我们的使命。”
会面又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讨论了一些技术细节：基金会申请的时间、格式、预算编制等。林德斯特伦给了莉娜三个基金会的名字和联系人的信息，还建议她联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个教授，他们可能愿意担任项目的学术顾问。
最后，林德斯特伦站起身，准备离开。在门口，他穿上大衣，戴上礼帽，然后像是随口说道：“哦，对了。我下个月要去柏林参加一个北欧外交官的非正式聚会。与会的还有一些德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如果有什么……不涉及机密的、关于芬兰文化现状的简要材料，我可以……非正式地分享。也许能引起一些同行的兴趣。当然，同样，必须是事实性的，非政治化的。”
莉娜强压住心中的激动，平静地说：“我会准备一份简要的文化现状报告，不超过五页，以学术视角呈现。下周一前送到您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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