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站在第三厅秘密监狱地下二层审讯室的单向玻璃窗前,双手插在深色大衣口袋里,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枚温热的银卢布。审讯室里灯火通明,格奥尔基坐在宽大的橡木桌后,面前摊着厚厚的卷宗。桌子对面,埃里克·科尔霍宁被铐在一张特制的铁椅上,那张椅子是新的,彼得罗夫之前没见过:椅背、扶手、腿箍都包着皮革,但皮革下隐约有金属的凸起,连接着桌下某个看不见的装置。埃里克脸色苍白,但腰背挺直,独眼平静地看着格奥尔基,仿佛在参加一场学术讨论,而不是生死审讯。
这是埃里克从医院转回监狱后的第三次审讯。前两次,格奥尔基采用了常规手段:威胁,利诱,疲劳审讯,剥夺睡眠。埃里克要么沉默,要么用模糊的、不触及实质的回答应付。显然,常规手段无效。所以今天,格奥尔基启用了新设备——一台从柏林进口的“心理压力测试仪”,据说是基于最新的电生理学研究,能通过微弱的电流刺激,引发受试者的焦虑、恐惧、甚至幻觉,从而降低心理防御,更容易说出真话。
彼得罗夫是通过“司法监督”的名义获准旁观的。格奥尔基对此明显不悦,但没有理由拒绝——彼得罗夫仍是帝国司法部的正式调查员,有权监督重要案件的审讯程序。但彼得罗夫知道,格奥尔基让他旁观,也是一种警告和展示:看,我有最新技术,我能控制一切,你最好别多事。
“埃里克·科尔霍宁先生,”格奥尔基开口,声音温和,像医生询问病情,“我们又见面了。你的腿怎么样?医院说伤口愈合得不错,但幻肢痛可能会持续很久。很抱歉,上次的转移可能加重了你的不适。”
埃里克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格奥尔基。
格奥尔基不以为意,继续说:“今天我们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我想和你聊聊……未来。你的未来,芬兰的未来。我最近读了一些你在医院里写的东西,关于抵抗运动评估和规划。很有见地,尤其是关于‘蜂窝结构’和‘长期渗透’的部分。看得出来,你是个有战略头脑的人,不只是个煽动者。”
他从卷宗里抽出几页纸,那是彼得罗夫上次探视时,埃里克托他转交给曼纳海姆的手稿复本。显然,格奥尔基通过某种渠道拿到了。“你在里面写道:‘小民族对抗大帝国,正面冲突是自杀,必须采用持久战略,保存有生力量,发展社会基础,等待外部局势变化。’我同意。那么,按照你的逻辑,现在芬兰抵抗运动的最佳策略,是不是应该停止无谓的暴力,转入完全的隐蔽和保存,等待俄国自己出问题?比如,沙皇去世,王位继承危机,或者对外战争失败?”
埃里克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策略取决于目标。如果目标是立即独立,正面冲突是自杀。如果目标是保存民族,等待时机,那么隐蔽和渗透是理性的选择。但策略也取决于对手。如果对手给予保存的空间,隐蔽是可能的。如果对手连保存的空间都要剥夺,那么隐蔽也会被迫转为反抗。”
“有趣的观点。”格奥尔基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所以你认为,特别状态没有给芬兰人‘保存的空间’?但事实是,大部分芬兰人过着正常的生活。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工厂,学生在学校。只有少数像你这样的人,选择了‘反抗’。”
“正常?”埃里克的嘴角微微扯动,像是想笑,但没笑出来,“农民种出的粮食被征走大半,工人工资被克扣,学生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这正常吗?至于反抗……当合法表达的渠道全部关闭,当沉默的代价是文化和精神的死亡,反抗不是选择,是本能,是生存的必须。”
格奥尔基点了点头,像老师在肯定学生的回答:“很好,本能。那么,让我们谈谈你的‘本能’。埃里克先生,你今年五十二岁,参加过波兰战争,获得过勋章。后来退伍,成为海关官员,工作认真,没有污点。直到特别状态开始,你突然成了抵抗组织的头目。为什么?是因为爱国热情?是对俄国人的仇恨?还是……”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某种个人的创伤?我注意到,你的妻子在十五年前死于难产,儿子去年逃往瑞典。你是否将个人的失落,投射到了更宏大的‘民族事业’上,以此填补内心的空洞?”
彼得罗夫在玻璃后皱起了眉。这是心理审讯的常见技巧:将政治动机归结为个人心理问题,削弱其正当性,同时触动受试者的情感弱点。但埃里克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
“格奥尔基特派员,”埃里克平静地说,“如果你经历过波兰战争,见过村庄被烧,平民被杀,士兵在泥泞中死去,你就会明白,战争和镇压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痛苦。我选择抵抗,不是因为个人创伤,是因为我不希望芬兰人经历波兰人经历过的痛苦。至于我的家人……是的,我失去了妻子,我思念儿子。但这让我更理解那些在特别状态下失去亲人的人的痛苦,更坚定要结束这种痛苦。这不是投射,是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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