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选好了吗？”奥拉问。
“选了三处。”维尔塔宁指向周围的山脊，“东面那个山包，可以监视边境方向；西面那个高点，可以看到瑞典萨米部落的来路；南面那个石丘，视野最开阔，能看到‘鹰眼湖’方向。每个塔之间距离大约三公里，用旗语和镜片反光可以快速通讯。建成后，我们就能提前发现俄军或不明人员的接近，有至少两小时的预警时间。”
“需要多少人？多少时间？”奥拉问。
“每个塔需要十人，工作十天。木材就地砍伐，铁件我们自己打。总共需要三十人，一个月内能建成。”维尔塔宁顿了顿，“但这样会占用很多劳动力，影响食物储备和房屋建设。”
奥拉沉思片刻。根据地里能劳动的成年人有六十七人，其中二十人负责日常狩猎、捕鱼、采集，十五人负责建筑和维护，十人负责后勤和医疗，剩下的包括老人和轻微伤残者。抽出三十个最强壮的劳动力去建信号塔，意味着其他工作要放缓，食物储备可能受影响。
但安全是第一位的。没有预警，一旦俄军越境袭击（虽然瑞典法律禁止，但特别状态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根据地可能被一锅端。四个月前“鹰眼湖”的教训太深刻了。
“抽人。”奥拉最终说，“从建筑队抽十五人，后勤队抽五人，狩猎队抽十人。狩猎队的工作由老人和妇女分担，多设陷阱，少去远猎。建筑队的进度可以放慢，先保证基本居住。信号塔必须建，而且要快。从明天开始，你负责东塔，埃罗负责西塔，我负责南塔。三十人分三组，同时开工。”
“明白。”维尔塔宁点头，但没离开，犹豫了一下，说，“奥拉，还有件事。瑞典萨米部落的奥利昨天派人来，说瑞典政府的官员下周要来‘视察传统营地’。奥利希望我们……做些准备。”
“准备？”奥拉挑眉。
“把武器藏起来，把训练场伪装成游戏场，把年龄合适的战士暂时转移到更远的狩猎营地，只留下老人、妇女、孩子。还有，”维尔塔宁压低声音，“奥利说，瑞典官员可能会问起我们的身份。他建议我们统一口径：都是瑞典萨米人，因为去年冬天的暴风雪，原营地受损，临时迁移到这里。绝对不能说从芬兰来，不能说抵抗，不能提俄国人。”
奥拉的表情严肃起来。瑞典政府的“视察”，表面上是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实际上是检查他们是否遵守了“不从事政治活动”的约定。一旦被发现他们在训练战士、储存武器、建立军事化的哨塔，瑞典政府很可能会迫于俄国压力，强行解散根据地，甚至驱逐他们。
“奥利能保证官员的可信度吗？”奥拉问。
“他说来的可能是内政部的低级文官，对萨米事务不了解，容易糊弄。但随行可能有警察，或者……第三厅的眼线。”维尔塔宁说，“奥利建议我们，除了伪装，最好还能给官员一些‘礼物’——驯鹿皮、新鲜鹿肉、手工制品。用实物让他们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贫困的萨米营地，不值得多关注。”
贿赂。奥拉心里涌起一阵厌恶。但这是现实，小民族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现实。她点头：“按奥利说的准备。武器全部藏进地下冰窖的夹层。训练场摆上儿童玩具。战士分成三批，一批去远猎，一批去瑞典萨米部落‘走亲戚’，一批藏在后山的山洞里。老人、妇女、孩子留在营地，表现得越平常越好。礼物……准备二十张上等驯鹿皮，两头新鲜驯鹿，还有玛尔雅她们做的刺绣和骨雕。要看起来朴实，但又有价值。”
“那信号塔的建造？”维尔塔宁问。
“暂停。等视察过了再继续。已经开工的，用树枝和苔藓伪装成柴堆或了望台。”奥拉想了想，补充道，“通知所有人，从今天起，营地内禁止用芬兰语交谈，全部用萨米语。禁止讨论任何与政治、抵抗、俄国相关的话题。孩子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们在玩‘猎人游戏’。总之，让这里看起来像个与世无争的、传统的萨米营地。”
“明白。”维尔塔宁转身去安排。奥拉站在原地，看着训练场上还在练习射箭的孩子们，心里沉甸甸的。伪装，躲藏，贿赂，说谎……这些都不是萨米人传统的美德。在苔原上，萨米人崇尚直率、勇敢、诚实。但现在，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学会这些“文明世界”的技巧，在谎言和伪装中，保护真实的自我，等待有一天，能重新挺直腰杆，说真话，做真人。
傍晚，奥拉在最大的木屋里召集了根据地的核心成员：埃罗、卡莱、玛尔雅、维尔塔宁，以及另外三位在阻击中幸存的老猎人。她把瑞典官员要来的消息告诉大家，安排了伪装和疏散的计划。没有人反对，但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重。
“我们像地鼠一样躲藏，”老猎人埃罗闷声说，“什么时候是个头？”
“等到我们足够强大，或者时机到来。”奥拉平静地说，“埃罗，你教孩子射箭时，会让他们第一次就拿真弓射真箭吗？不会。你会从小弓软箭开始，慢慢练习，等他们有力气了，有准头了，再换真弓真箭。我们现在就是用小弓软箭练习。躲藏是练习的一部分，是为了将来能用真弓真箭，射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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