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埃里克缓缓说,像是在对自己说,“我们……活下来了。这就是全部。”
他重新看向彼得罗夫,独眼里有种沉淀后的平静:“一年前,特别状态开始时,博布里科夫和格奥尔基认为,六个月就能彻底摧毁抵抗,让芬兰人变成顺从的臣民。他们做到了吗?没有。他们摧毁了‘蜂巢’的网络,抓了我,杀了很多人,但抵抗没有停止,只是换了形式,变得更分散,更隐蔽,更坚韧。工人还在怠工,学生还在秘密学习,农民还在藏粮食,萨米人还在苔原上战斗,流亡者还在国外发声。地火还在运行,只是从明火变成了暗火。”
彼得罗夫记录着,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但你失去了大部分核心成员,安全屋被摧毁,印刷网络瘫痪,逃亡通道受阻。从组织角度看,这是重大挫折。”
“是挫折,但不是毁灭。”埃里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页手稿,“你看这里。我总结了‘蜂巢’被摧毁的教训。第一,结构过于集中。核心成员相互认识,定期聚会,一旦有人叛变,整个网络崩溃。第二,行动过于依赖个人勇气,缺乏系统性培训和后备计划。第三,与国际联系薄弱,舆论战被动。第四,”他顿了顿,“对叛变的心理准备不足。卡莱维的背叛,不是因为懦弱,是因为恐惧——对家人命运的恐惧。我们没有为成员的家人提供足够保护,这是我们的失误。”
“所以新网络……”彼得罗夫试探着问。
“会完全不同。”埃里克说,手指在手稿上划过,“安娜在重建,我知道。虽然她不告诉我细节——这是新原则,核心成员之间也单线联系——但我能猜到方向。蜂窝结构,但蜂巢之间完全隔离。每个蜂窝有自己的任务、资源、联络方式,即使一个被摧毁,其他继续运行。重点从破坏转向渗透和保存:渗透进俄国机构,获取情报;保存技术知识,培养青年,等待时机。行动准则:非暴力优先,暴力仅限于自卫和关键目标。还有,”他看向彼得罗夫,“更系统的国际联络,不仅仅是揭露暴行,而是建立长期的关系网络,让芬兰问题成为欧洲政治中无法回避的议题。”
彼得罗夫快速记录,然后抬头:“这些……你会告诉格奥尔基吗?如果他审讯你的话。”
埃里克笑了,那是一种苦涩而坦然的微笑:“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芬兰人学会了更聪明地战斗?告诉他地火在地下运行,他看不见,扑不灭,只会越烧越旺?不,彼得罗夫先生,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因为有些真理,敌人永远不会懂,也不配懂。”
病房再次陷入沉默。只有笔尖的沙沙声,和远处城市的脉搏。彼得罗夫合上笔记本,整理文件,然后从公文包底部取出一个小布包,放在床头柜上。
“这是什么?”埃里克问。
“你儿子寄来的。”彼得罗夫说,声音很轻,“他去年秋天逃到瑞典,现在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工程。这是他的照片,和一封信。信是公开的,只是家常问候,不涉及政治。照片是他在实验室里拍的,穿着白大褂,拿着游标卡尺。我检查过,没有问题。”
埃里克的手微微颤抖。他拿起布包,小心地打开。里面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严肃但眼神明亮,背景是摆满仪器的实验室。还有一张折得很小的信纸,上面是熟悉的笔迹:“父亲,我在瑞典很好,学业顺利。实验室的导师是帕维莱宁教授在柏林时的同学,对我很照顾。我每天学习,也教瑞典同学芬兰语。春天时,我种了一棵白桦树苗在宿舍窗外,现在长高了。愿你早日康复。儿,米科。”
信很短,很平常。但埃里克读了三遍,然后小心地折好,和照片一起贴在胸前,闭上眼睛。泪水从独眼中流下,顺着脸上的皱纹,滴在病号服的领口上。他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流泪,像一个终于放下重担的老人,在绝望中触摸到一丝微弱但真实的温暖。
彼得罗夫静静地看着,没有打扰。他知道这一刻对埃里克意味着什么——不是个人的慰藉,是象征的延续。儿子活着,在学习,在异国他乡种下芬兰的白桦树。这是火种的传递,是未来的证明,是无数牺牲和坚持的意义所在。
许久,埃里克睁开眼,擦掉眼泪,将照片和信小心地藏进枕头下的夹层。然后他重新拿起炭笔和笔记本,对彼得罗夫说:“帮我个忙。”
“你说。”
“把这些手稿,”埃里克指了指床头柜上那十几页纸,“交给曼纳海姆议员。不是原件,是复写本。用你的方式。告诉他,这是一个老兵在病床上的思考,可能粗糙,但真实。也许对他完善那篇文章有帮助。”
彼得罗夫犹豫了:“这很危险。如果被发现……”
“那就烧掉。”埃里克平静地说,“但在此之前,试试看。因为思想需要交流,需要碰撞,需要完善。曼纳海姆在监狱里思考理论,我在病床上总结实践,索尔伯格在国外联络国际,安娜在地下重建网络,奥拉在苔原保存火种……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一部分,但需要有人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生命力的、能持久战斗的体系。也许,”他顿了顿,“也许这就是‘影子议会’该做的事——不是指挥,是连接;不是命令,是协调;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是整个民族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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