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索尔伯格坐在斯德哥尔摩“芬兰之家”二楼会议室的窗边，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电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桃花心木的窗台。电报是他在柏林的联系人发来的，用商业密码写成，解码后的内容简短而沉重：“德俄关系因保加利亚问题再度紧张。柏林方面对芬兰问题关注度上升，但暂无直接介入计划。建议利用此窗口，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资金渠道已开，首批五千马克，后续视情况增加。勿回电。”
五千马克。对一个流亡组织来说，不是小数目，足够维持“芬兰之家”三个月的运转，支付几十个流亡家庭的基本生活，印刷几千份宣传册，贿赂几个瑞典官员获取情报。但对索尔伯格来说，这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因为它背后是德国人的算计，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是芬兰成为大国棋子的又一个证明。
他放下电报，看向会议室里的其他人。长桌旁坐着六个人：瑞典“芬兰之友协会”的主席阿尔内·林德，一个六十岁的退休外交官；协会的秘书长埃娃·安德森，五十岁，社会活动家；瑞典红十字会芬兰事务代表古斯塔夫·拉尔森，四十五岁，医生出身；两个刚从芬兰逃出来的政治犯——前议员约翰·科尔霍宁（与埃里克同姓但无亲属关系），六十二岁，因“煽动叛乱”被判处十年苦役，在流放路上被秘密救出；年轻教师莉娜·维尔塔宁，二十八岁，因在地下学校教芬兰语被捕，在瑞典萨米部落的协助下越境。最后，是索尔伯格的助手，年轻的工程师埃里克·斯文松，负责技术事务。
“先生们，女士，”索尔伯格开口，声音因疲惫而有些沙哑，“柏林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德国人愿意给钱，但不会公开介入。他们希望芬兰问题成为牵制俄国的筹码，但不希望引火烧身。这在意料之中。”
林德主席点头，用他那种职业外交官特有的、平稳而谨慎的语气说：“德国人的谨慎可以理解。柏林会议后，欧洲的均势很脆弱。德国在东面要遏制俄国，在西面要防备法国，在南面要关注奥匈帝国。在芬兰问题上走得太远，可能引发俄国的过激反应，甚至战争。而德国还没准备好两线作战。”
“那我们怎么办？”年轻教师莉娜问，她脸上还有逃亡路上的疲惫和惊恐，但眼中有着不肯熄灭的光，“等着德国人准备好？等着俄国人把我们的人杀光？等着芬兰在特别状态下慢慢死去？”
“当然不。”埃娃·安德森说，这位社会活动家以言辞犀利着称，“德国人不公开介入，我们就找别人。英国呢？法国呢？欧洲的舆论呢？索尔伯格先生，你在伦敦和巴黎都有联系人，他们怎么说？”
索尔伯格从文件夹里取出几份文件：“伦敦的反应……复杂。自由党内阁，尤其是格莱斯顿本人，同情小民族的自决权。他曾在议会发言，谴责俄国在芬兰的暴行。但英国外交部更关心的是地缘平衡：不希望俄国在波罗的海过于强大，但也不希望与俄国彻底敌对，尤其是在中亚和近东的竞争背景下。他们的策略是外交施压，舆论谴责，但不采取实质性行动。我联系了《泰晤士报》的编辑，他们愿意继续刊登关于芬兰的报道，但要求证据确凿，不能是道听途说。”
“法国呢？”拉尔森医生问。
“法国正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专注于国内建设和殖民扩张。对东欧事务兴趣有限。而且，法国与俄国正在靠近，有结成同盟对抗德国的趋势。在芬兰问题上，法国不会得罪俄国。”索尔伯格顿了顿，“至于欧洲舆论……我们有同情，但不够强烈。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芬兰是个遥远、陌生、寒冷的地方，那里的斗争看起来像地方纠纷，不是人道危机。我们需要更有冲击力、更具体的证据，才能唤起广泛关注。”
“证据我们有。”前议员科尔霍宁开口，他声音虚弱，但每个字都清晰，“我在监狱里待了八个月，见过至少五十人被折磨致死。我记录了他们的名字、死因、尸体处理方式。我还记得审讯我的格奥尔基说过的话：‘芬兰是实验室，我们要在这里测试，如何最有效地改造一个民族的思想。’这些，够不够具体？够不够冲击？”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索尔伯格看着这个老人，看着他脸上那种混合着痛苦、愤怒、和某种奇怪平静的表情，知道这些“证据”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不仅是科尔霍宁自己的八个月地狱，还有那五十个无名者的生命，和无数看不见的创伤。
“够。”索尔伯格最终说，“但这些需要整理，需要验证，需要翻译成各国语言，需要合适的渠道发布。而且，时机很重要。现在发布，可能被俄国人反咬一口，说是‘抵抗组织的宣传’。”
“那什么时候是‘合适时机’？”莉娜追问。
索尔伯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向林德主席：“阿尔内，瑞典政府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外交大臣德·格尔伯爵，在俄国大使威胁要引渡三十七人后，有什么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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