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彼得罗夫在第三厅秘密监狱地下三层的走廊里停住脚步，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凌晨三点十七分。这个时间，整个监狱除了巡逻的狱卒和审讯室里的值班人员，大部分人都处于最深的睡眠中，或是因痛苦和恐惧而意识模糊的半昏迷状态。走廊墙壁上的煤气灯调到最暗，只在每隔十米的地方投下一小团昏黄的光晕，勉强照亮脚下湿滑的石板路和两侧牢房紧闭的铁门。空气中弥漫着霉味、血腥味、消毒水味，以及某种更难以形容的、属于长期囚禁和绝望的气味。
彼得罗夫深吸一口气，让那冰冷而污浊的空气充满肺部，然后继续向前走。他的脚步很轻，但在这寂静的走廊里依然发出清晰的回响。他穿着司法部调查员的深色便装，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文件夹，看起来像是例行公事。但实际上，文件夹里只有几张白纸，而他此行的目的，也绝非“公事”那么简单。
在B-7牢房前，他停下。门上的窥视孔里透出微弱的光——那是牢房内唯一一盏昼夜不灭的油灯。彼得罗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选了一把，轻轻插入锁孔。锁舌弹开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刺耳。他推开门，闪身进去，然后迅速关上，重新锁好。
牢房里，曼纳海姆·科伊维斯托靠坐在墙角的稻草堆上，身上盖着一条薄毯，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显得更加消瘦、苍白，眼窝深陷，胡须杂乱。但那双眼睛依然睁着，在彼得罗夫进来的瞬间就锁定了他，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深沉的、近乎冷漠的平静。
“彼得罗夫先生，”曼纳海姆的声音嘶哑，但清晰，“又是深夜来访。这次带来了什么新的‘科学审讯法’？还是新的药剂？”
彼得罗夫没有回答，而是走到牢房中央那张唯一的木凳前坐下，将文件夹放在膝盖上。他环顾四周，目光在墙壁上那些几乎看不清的刻字上停留片刻，然后重新看向曼纳海姆。
“曼纳海姆议员，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审讯。”彼得罗夫压低声音，确保即使门外有耳朵贴着偷听，也听不清具体内容，“我带来了一些消息，和一些问题。如果你愿意听，并且愿意回答，也许……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事。”
曼纳海姆微微动了动，调整了一下坐姿，毯子滑落，露出下面单薄的囚衣和手腕上被镣铐磨出的深紫色淤痕。“对双方都有利？”他重复这句话，语气带着淡淡的讽刺，“彼得罗夫先生，你是帝国司法部的官员，我是被控叛国罪的政治犯。我们之间，有什么‘双方利益’可言？”
“也许有。”彼得罗夫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比如，真相。比如，正义。比如……芬兰的未来。”
曼纳海姆的眼睛眯了起来，像在评估彼得罗夫的真诚度。几秒钟的沉默后，他说：“说吧。我听着。”
彼得罗夫打开文件夹，取出最上面的一张纸。那不是官方文件，而是一封信，用芬兰语书写，字迹娟秀，显然是女性的笔迹。“这是你的未婚妻艾玛·林德，从斯德哥尔摩托人辗转送来的。她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人道渠道，将这封信混在药品和食物包裹里，送到了总督府。我恰好负责检查这些‘可疑物品’，截获了它。”
他将信纸递过去。曼纳海姆没有立刻接，而是看着彼得罗夫，眼神锐利：“你为什么给我看？按照程序，你应该直接交给格奥尔基，作为我‘通敌’的新证据。”
“因为我读了信的内容。”彼得罗夫说，声音更低，“艾玛在信里没有提及任何政治，没有传递任何情报。她只是告诉你，她在瑞典很好，在索尔伯格厂长的帮助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找到了一份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她每天都在学习瑞典语，阅读关于芬兰历史和法律的书籍。她说她相信你会坚持，相信春天会来，相信有一天你们会在自由的土地上重逢。她说……她等你，无论多久。”
曼纳海姆的手指微微颤抖。他接过信纸，在油灯下快速阅读。确实是艾玛的笔迹，那些温柔的、充满韧劲的句子，像一束光，穿透牢房的黑暗，刺痛他的眼睛。他读了两遍，然后将信小心地折好，握在手中，像握住一件珍贵的圣物。
“谢谢你。”曼纳海姆说，声音有些哽咽，但很快控制住，“但这不足以解释你的行为，彼得罗夫先生。为什么冒险？”
彼得罗夫靠回椅背，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像官员，更像一个疲惫的知识分子。“曼纳海姆议员，我来自莫斯科，是法学教授出身，三年前被调入司法部，负责帝国边疆地区的‘法律适应性评估’。我来芬兰之前，对这里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芬兰大公国，1809年并入帝国，享有特殊自治地位，是帝国面向西方的窗口。我以为这里会是法治的典范，是帝国多元包容的证明。”
他重新戴上眼镜，眼神复杂：“但过去六个月，我看到的现实是：特别状态细则系统地剥夺了芬兰人的宪法权利，军事法庭未经审判就处决‘可疑分子’，第三厅用酷刑逼供，文化同化政策强制推广俄语，经济控制掠夺芬兰财富。而你，一个依法选举产生的议员，因为履行议员职责，被关在这里，遭受审讯，面临死刑。这不是法治，这是暴政。这不是帝国的荣耀，这是帝国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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