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12月10日上午十时，斯德哥尔摩瑞典外交部大楼的会议室里，壁炉烧得很旺，松木在火焰中噼啪作响，散发着温暖而干燥的气息，与窗外斯德哥尔摩湾灰蒙蒙的、飘着细雪的寒冷天气形成鲜明对比。长条桃花心木会议桌两旁，坐着六个人。瑞典方面：外交大臣路易斯·德·格尔伯爵，芬兰事务专员安德斯·林德，国防部代表卡尔·古斯塔夫松上校。俄国方面：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大·伊格纳季耶夫伯爵，武官米哈伊尔·奥尔洛夫上校，三等秘书彼得·索科洛夫。
气氛礼貌而冰冷，像窗外结冰的海湾表面。桌面上摆着精致的瓷质咖啡杯，但没有人碰。德·格尔伯爵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表情平静，但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过去两个月，他一直在芬兰问题上走钢丝：既要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同情芬兰的舆论压力，又要避免与俄国这个强大邻国关系恶化。而今天这场闭门会议，是钢丝上最危险的一段。
“伯爵阁下，”伊格纳季耶夫大使开口，声音圆润，带着圣彼得堡贵族特有的慵懒腔调，但每个字都像精心打磨过的冰锥，“我国政府注意到，过去两个月，有超过三百名芬兰‘难民’非法越过瑞芬边境，进入贵国领土。其中许多人是被我国通缉的刑事犯，包括破坏分子、煽动者、甚至恐怖分子。我国政府正式要求贵国，依据1881年《引渡条约》，将这些人员遣返，以维护两国法律和边境安全。”
德·格尔伯爵微微欠身，语气同样礼貌而坚定：“大使阁下，瑞典政府高度重视与俄国的友好关系，也严格遵守国际条约。但根据瑞典法律和《引渡条约》第三条，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而贵国提供的名单中，许多人被指控的罪名，如‘发表危险言论’、‘组织非法集会’、‘传播非法印刷品’，在我国法律中，通常被视为政治行为，而非刑事犯罪。因此，我国无法满足贵国的全部要求。”
“政治行为？”奥尔洛夫上校，那个身材粗壮、留着浓密络腮胡的俄国武官，忍不住插话，声音洪亮，“在芬兰煽动叛乱、破坏工厂、袭击军警，这也是政治行为？这是战争行为！是恐怖主义！”
古斯塔夫松上校，瑞典国防部代表，一个五十岁、表情严肃的职业军人，平静回应：“上校，根据我方掌握的情报，绝大多数越境者是普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学者、工人。他们逃离芬兰，是因为贵国在芬兰实施的‘特别状态’导致生存环境恶化，而非因为参与了任何暴力活动。至于少数被指控参与暴力活动的人，贵国需要提供确凿证据，而非单方面指控，我国才能依法审理。”
索科洛夫，那个年轻的三等秘书，快速记录着双方的每一句话。他知道，这场谈判的关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背后的政治角力：俄国要通过施压迫使瑞典放弃对芬兰难民的庇护，从而孤立芬兰抵抗力量；瑞典要利用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保护这些难民，同时避免与俄国正面冲突。
“证据？”伊格纳季耶夫大使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推过桌面，“这是我国第三厅提供的部分证据，包括被捕人员的供述、查获的武器照片、破坏现场的照片。其中明确提到，一些逃亡者在瑞典境内继续从事反俄活动，甚至得到了瑞典某些‘民间组织’的资助。这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范围，涉及支持叛乱，破坏两国关系。”
德·格尔伯爵接过文件，快速浏览。照片很清晰：被炸毁的起重机，烧毁的仓库，散落的传单，甚至有几张模糊的、似乎是瑞典人与芬兰人接头的照片。文件中的供述，指名道姓地提到瑞典“芬兰之友协会”，提到索尔伯格厂长，提到瑞典萨米部落的协助。如果这些证据属实，那么瑞典政府确实面临外交和法律上的困境。
“这些材料，我国需要时间核实。”德·格尔伯爵合上文件，语气不变，“但即使属实，根据瑞典法律，民间组织的活动，只要不违反瑞典法律，政府无权干涉。至于瑞典公民个人对芬兰难民的同情和帮助，只要不涉及武器走私或暴力策划，也属于言论和结社自由范畴。我国是法治国家，不能因为外国政府的要求，就随意侵犯本国公民的合法权利。”
伊格纳季耶夫大使笑了，那是一种冰冷的、居高临下的笑：“伯爵阁下，法治当然重要。但国家利益更重要。我想提醒您，柏林会议后，欧洲的均势很微妙。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对我国咄咄逼人，英国在亚洲与我国竞争。瑞典作为小国，在这个微妙时刻，选择站在哪一边，需要慎重。庇护几百个芬兰难民，而得罪一个强大的邻国，这是否符合瑞典的国家利益？”
赤裸裸的威胁。会议室里的温度似乎骤降了几度。古斯塔夫松上校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是军人不耐烦的表现。林德专员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额角有细汗。德·格尔伯爵的表情依然平静，但手指微微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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