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八时，赫尔辛基老城区一栋不起眼的砖石建筑地下室里，空气污浊而压抑。这是埃里克新的藏身地——一个废弃的酿酒作坊的地窖，深埋在地下五米，只有一条隐蔽的通风管道通向地面，入口伪装成坍塌的砖墙。地窖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堆着破损的木桶和生锈的器械，空气中还残留着多年前麦芽发酵的酸腐气味，混合着潮湿的霉味和人体散发的汗味、血味、绝望的味道。
埃里克靠坐在一个倒扣的木桶上，独眼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中闪着疲惫而锐利的光。他面前摊着一张手绘的赫尔辛基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记着各种符号，但现在，许多红点已经被打上了黑色的叉——代表被摧毁的安全屋、被捕的成员、中断的联络点。仅仅三天，特别状态实施的这三天，他的网络就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一。
地窖里还有五个人。拉西躺在角落的破毯子上，左腿缠着厚厚的、渗血的绷带，脸色苍白，但眼睛依然睁着，盯着低矮的天花板，像在思考什么遥远的问题。另外四个人坐在周围，都是埃里克网络的核心成员：印刷工人佩卡，五十岁，缺了右手食指；电报员安娜，三十二岁，寡妇，丈夫死在克里米亚；前海关官员利波，四十五岁，因拒绝合作被解职；大学生托米，二十一岁，因组织抗议被开除。人人脸上写着疲惫、恐惧，但还有一种奇怪的、不肯熄灭的东西——是决心，是愤怒，是那种“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的豁出去。
“情况。”埃里克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砂纸摩擦。
佩卡第一个说话，用他那缺了食指的右手比划着：“印刷点全毁了。第三厅突袭了我在工人区的作坊，缴走了所有设备，抓走了我的助手杨内。我提前收到预警，从后窗跳河逃走，但杨内……”他顿了顿，“杨内今天下午被吊死在议会大厦前，和他一起的还有四个，包括老水手尤西。”
地窖里一片死寂。只有通风管道传来隐约的、不知是风声还是什么的呜咽声。尤西，那个瘸腿老兵，昨天还在“老橡木”酒馆里说“用这条废腿，再为芬兰跑一次”。现在，他死了，被吊死在路灯杆上，像牲畜一样示众。
“安娜。”埃里克转向电报员。
安娜理了理额前散乱的灰发，声音平静但透着压抑的颤抖：“电报局被全面接管，所有报务员换成俄国人。但我截获了最后一份明码电报，是总督府发给圣彼得堡的，汇报特别状态实施情况。里面提到……曼纳海姆议员绝食第四天昏迷，被强制灌食；科尔霍宁议员病危；帕维莱宁教授在审讯中受刑，可能撑不过一周；伊万厂长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明天押送。”
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把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上。曼纳海姆，那个年轻的议员，在议会里为法治呐喊，在牢房里用绝食抗争。科尔霍宁，那个七十三岁的老人，用生命守护宪法。帕维莱宁，那个教授，在审讯中沉默。伊万厂长，那个为芬兰工业奋斗一生的工程师，要去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度过余生。这些人，是芬兰的脊梁，是抵抗的象征。现在，他们倒了，或即将倒下。
“利波。”埃里克的声音更低沉了。
前海关官员利波是个矮胖的中年人，脸圆圆的，平时总是带着商人式的精明笑容，但现在，那笑容消失了，只剩下沉重和恐惧：“海关全面换人，所有芬兰籍官员被解职，由俄国人接替。港口封锁加强，每艘船出港都要开箱检查。‘苔原号’的消息……确认了，在瑞典领海边缘沉没，救起九人，但瑞典拒绝提供名单。阿尔托……确认死亡，遗体被瑞典海军交还给索尔伯格。”
阿尔托。那个沉默寡言的老水手，跑了三十年船，为芬兰地下运输网络运送了无数人员和物资，最后用生命吸引追兵，为“苔原号”争取了时间。现在，他死了，葬在异国的海边，永远看着那片他再也回不去的故土。
埃里克闭上眼睛。他能感觉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在裂开，是悲伤，是愤怒，是那种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的绝望。但他不能表现出来，因为他是领导者，是这五个人、是外面那些还在坚持的网络成员的精神支柱。他必须坚强，必须冷静，必须想出下一步该怎么走。
“托米。”他最后看向大学生。
托米很年轻，脸上还带着学生的稚气，但眼睛里有一种早熟的锐利和坚定：“大学停课了，所有芬兰籍教授被‘邀请’去协助调查。但地下学校网络还在运行，我们转移到了更隐蔽的地方——墓穴、教堂地下室、废弃工厂。教材在重编，用帕维莱宁教授从狱中传出的《基础化学讲义》做理科教材，用曼纳海姆议员以前的演讲做公民教材。学生……学生很害怕，但也在问：我们能做什么？”
埃里克睁开独眼，看着托米，看着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看着他眼中那种混合着恐惧和渴望的光芒。是啊，年轻人能做什么？在这个特别状态下，在这个铁幕落下的时刻，在这个连呼吸都要小心的城市里，一个二十一岁的学生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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