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那边情况如何?”他换了个话题。
“曼纳海姆议员绝食进入第四天,今晨昏迷一次,军医强制灌入流食,现情况稳定但虚弱。他拒绝与任何人交谈,包括我们派去的牧师。”列昂尼德翻着手中的报告,“科尔霍宁议员在陆军医院,肺炎加重,医生认为存活几率不超过三成。但他意识清醒时,要求纸笔,写下了一份……政治遗嘱。”
“遗嘱?”博布里科夫挑眉,“内容?”
列昂尼德从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纸,纸张粗糙,字迹潦草,是芬兰文:“我,卡尔·科尔霍宁,芬兰议会前议员,在生命最后时刻宣告:芬兰的宪法是芬兰人与帝国之间的神圣契约。撕毁契约者,必遭历史审判。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撒在议会大厦前,让我永远守护芬兰的法治。芬兰万岁。”
博布里科夫接过纸,看了很久,然后缓缓撕成两半,再撕成四半,扔进废纸篓。“老糊涂的梦话。按普通囚犯处理,死了就埋到公墓无名区,不准立碑。”
“帕维莱宁教授呢?”
“第三厅的格奥尔基先生正在审讯。教授仍拒绝开口,但身体状况恶化,咳血严重。格奥尔基先生认为……可能熬不过一周了。”
博布里科夫沉默。帕维莱宁的死会是个麻烦。一个在国际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死在监狱里,会引发欧洲科学界的抗议。但让他活着出去,又是抵抗的象征。两难。
“告诉格奥尔基,用一切手段让他开口,拿到数据。如果真死了……处理干净,对外称病故。实验室那边呢?”
“他的学生萨洛宁今天凌晨崩溃,供出部分数据藏在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的旧书区。我们已派人搜查,找到了三个油纸包,但据瓦西里耶夫教授初步检查,只是基础实验数据,核心部分缺失。格奥尔基先生判断萨洛宁还隐瞒了关键信息,准备用刑。”
“准。”博布里科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芬兰漫长的海岸线,“波尔沃港的船,有进一步消息吗?”
“瑞典海军确认‘苔原号’在领海边缘沉没,救起九人,其中一人伤重死亡。身份正在核实,但瑞典方面拒绝提供名单,称需外交程序。我们已正式照会要求引渡,瑞典外交部回复‘需研究’。”
拖延战术。博布里科夫知道瑞典人在玩什么把戏——表面上遵守国际法,暗地里保护那些芬兰人。但瑞典不敢公开对抗帝国,只能在小动作上周旋。
“继续施压。同时,通知海军增加波罗的海巡逻密度,特别是瑞典领海附近。再有船只试图闯关,可以警告射击,必要时击沉。”
“是。”列昂尼德犹豫了一下,“总督阁下,还有个消息。今晨收到圣彼得堡密电,陛下对芬兰局势表示满意,但提醒……注意国际舆论。英国下议院将在下周辩论芬兰问题,德国报纸连续刊登批评文章。陛下希望避免给西方过多口实。”
博布里科夫感到一阵烦躁。这就是统治的难处——你要用铁腕控制,又要顾及体面;要摧毁抵抗,又不能让血流得太多太显眼。亚历山大二世想要一个驯服的芬兰,又不愿背负暴君的名声。哪有这么好的事?
“回复陛下:臣将严格执行特别状态,尽快恢复秩序。舆论方面,可适当释放部分非核心囚犯,展示宽大。但抵抗核心必须摧毁,此原则不可动摇。”
他走到窗前,望着赫尔辛基的天空。晨光已经完全驱散晨雾,天空是那种北欧特有的、清澈而冰冷的蓝色。这座城市在阳光下看起来很平静,很美丽,很……驯服。但博布里科夫知道,这只是表象。在这表象之下,仇恨在滋生,抵抗在组织,火种在传递。
细则已经颁布,铁幕正式落下。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将是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是帝国机器与一个民族意志的漫长消耗战。他做好了准备,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将芬兰彻底消化。
而第一步,就是从今天开始,让每一个芬兰人都明白:旧时代结束了,新时代只有一条路——顺从。
“去吧,执行。”他对列昂尼德说,“我要在两周内看到特别状态全面运转。任何阻碍,任何抵抗,任何拖延,都必须用最坚决的手段清除。让芬兰人记住这一天,记住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是,总督阁下。”列昂尼德敬礼,转身离开。
办公室门关上后,博布里科夫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广场上最后几个散去的身影。一个老人走得特别慢,腰背佝偻,手里拄着拐杖,在公告栏前停留了很久,仰头看着那些条文,然后缓缓转身,蹒跚离开。博布里科夫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那种沉重的、绝望的、但又出奇平静的姿态。
他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波兰镇压起义时看到的那些农民。他们也是这样,在刺刀和绞架面前沉默,但眼神深处有一种东西,是恐惧,是仇恨,也是一种奇怪的、无法被征服的尊严。那种尊严,比任何武器都更难对付。
“但我会对付的。”博布里科夫低声自语,像是在宣誓,也像是在说服自己,“用法律,用制度,用时间,用一代人的教育,用经济利益的捆绑,用一切现代国家拥有的工具,我会将芬兰彻底消化,将芬兰人变成帝国的臣民,将这片土地,变成帝国版图上一块平静的、忠诚的、被遗忘的补丁。”
窗外的钟声再次响起,上午十一点。新的一天,新的统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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