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阁下，查尔斯·冯·格里彭伯格是瑞典贵族，在柏林、巴黎、伦敦都有关系。如果对他动手，国际反应可能会很强烈。”他谨慎提醒。
博布里科夫冷笑：“格里彭伯格家族在芬兰三代，早就把自己当芬兰人了。而且他在过去三个月里做了什么，你我清楚——技术外逃，资金转移，暗中支持抵抗。瑞典贵族身份救不了他。至于国际反应……”他走到窗前，望着完全亮起来的天空，“柏林会议后，欧洲都知道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决心。抓一个工业家，不会引发战争。最多是外交抗议，报纸喧哗，然后被遗忘。重要的是，要掐掉芬兰工业的大脑，要让那些还在观望的芬兰精英知道，反抗的下场是什么。”
他转身，目光锐利如刀：“列昂尼德，你是帝国军官，应该明白，有些手术必须做，即使会流血，会疼。芬兰就是帝国的病灶，必须切除。而切除病灶的第一步，就是切除那些最活跃、最危险、最可能煽动反抗的细胞。今晚的抓捕，就是手术刀的第一刀。要快，要准，要狠。”
列昂尼德立正：“明白，总督阁下。我会亲自指挥抓捕行动。”
“不，你不用亲自去。”博布里科夫摇头，“你有更重要的任务。今天下午议会表决，你代表总督府列席。带上一个小队的卫兵，坐在观察席最前排。让那些议员看见你，看见你身后的刺刀。如果表决顺利，最好。如果有人捣乱，如果有人发表煽动性演讲，如果有人试图阻挠……”他顿了顿，声音冷硬如铁，“你就站起来，宣布根据总督授权，以‘危害国家安全’名义，当场逮捕那个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游戏结束了，帝国的耐心耗尽了。”
“是。”列昂尼德感到口干舌燥。当场逮捕议员，这在欧洲任何议会都是罕见的重手。但他没有选择，军人的天职是服从。
“还有，”博布里科夫走到酒柜前，倒了两杯伏特加，递给列昂尼德一杯，“给瓦西里耶夫教授和索罗金的命令发出了吗？”
“凌晨四点发出的。瓦西里耶夫教授将带领二十名技术人员，于今天上午十点接管伊瓦洛钢厂，逮捕伊万厂长，查封所有档案。索罗金将带十名第三厅人员，于同一时间搜查帕维莱宁实验室，扣押所有设备、样品、记录，并‘请’帕维莱宁教授到总督府协助调查。”列昂尼德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火辣的酒液灼烧着喉咙，带来一种虚假的勇气。
“好。十点，钢厂和实验室。下午三点，议会表决。晚上八点，宵禁开始。十一点，抓捕名单上的人。午夜零点，特别状态生效。明天凌晨，第五步兵师抵达，全面控制。”博布里科夫也将杯中酒饮尽，玻璃杯重重顿在桌面上，“时间表很清楚。执行吧。”
列昂尼德敬礼，转身离开。办公室门关上后，博布里科夫独自站在窗前，望着赫尔辛基的晨光。城市完全苏醒了，街道上车马渐多，港口方向升起更多的烟柱，工厂区的汽笛此起彼伏。这是芬兰最繁荣的城市，是波罗的海东岸的明珠，是帝国统治下“最文明的省份”。
但今天过后，这颗明珠将失去最后的光泽。议会将被暂停，法律将被搁置，军队将上街，反抗者将被抓捕，自由的空气将被刺刀和命令取代。芬兰将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帝国庞大肌体上一个安静的、顺从的、没有个性的器官。
这很可惜，但必须如此。博布里科夫想起离开圣彼得堡前，沙皇私下对他说的话：“芬兰是帝国面向西方的窗户，但现在这扇窗户想自己开关，想决定透进什么光。你的任务，是把这扇窗户换成帝国统一的玻璃，只能透进帝国的光，只能看见帝国的景。”
是的，换玻璃。把芬兰这扇有着自己花纹、自己历史的彩色玻璃窗，换成帝国统一的、透明的、没有个性的新玻璃。过程会打碎东西，会有人受伤，会有人哭泣。但最终，所有人都会习惯新玻璃，会忘记曾经有过一扇不一样的窗。
窗外传来钟声，清晨六点。新的一天开始了，也是旧芬兰的最后一天。
博布里科夫整理了下将军制服的衣领，走到穿衣镜前。镜中的男人身材挺拔，深绿色呢制服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胸前的勋章擦得锃亮，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络腮胡修剪得整整齐齐。一个标准的帝国将军，一个意志坚定的统治者，一个将完成历史使命的执行者。
他对着镜子，练习微笑。不是温暖的笑，是那种居高临下的、带着威严和距离的、统治者的笑。今天下午议会表决时，他需要在公开场合露面，需要发表简短讲话，需要展示帝国的力量和决心，需要让那些芬兰议员、外国记者、欧洲观察员看见，帝国在芬兰的统治，坚如磐石，不可动摇。
练习了几次，他转身离开办公室。走廊里，仆人们已经开始忙碌，擦洗地板，更换鲜花，准备早餐。看见总督，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低头，躬身，不敢直视。博布里科夫没有理会，径直走向餐厅。他需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积蓄能量，迎接这漫长而决定性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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