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纳海姆想说什么,但埃里克按住他的肩:“孩子,拉西说得对。我们是老兵,活够了,死了不可惜。你还年轻,有知识,有见识,芬兰将来需要你这样的人领导。所以,答应我们,如果真到那一步,你要走。去瑞典,去德国,去任何能继续为芬兰斗争的地方。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世界,告诉后人,芬兰人没有不战而降。”
煤油灯的光在四人脸上跳动,照亮了那些皱纹,那些伤疤,那些年轻而决绝的眼睛。房间里烟雾更浓了,但空气中有一种沉重而悲壮的东西在凝聚,像铁在炉火中烧红,即将锻打成剑,或锻打成墓碑。
“好。”曼纳海姆最终说,声音有些哽咽,“我答应。如果事不可为,我走。但在这之前,我会在议会里战斗到最后。我会让全世界知道,在1878年八月,在赫尔辛基,有一群芬兰人,用法律,用语言,用生命,反抗过暴政,守护过尊严。”
他从怀里掏出三个小布袋,每个里面装着二十马克,推给三人:“路费。无论走还是留,都需要钱。收下,别推辞。”
埃里克拿起钱袋,掂了掂,塞进怀里:“好,收了。但我用不上,留给更需要的人。马蒂,拉西,你们呢?”
马蒂咧嘴:“我也用不上。死了,钱没用;不死,有酒喝就行。”
拉西把钱袋小心收好:“我留着,撤退时用得上。”
计划敲定。埃里克负责老城区,联络退伍军人和码头工人,准备巷战。马蒂负责港口区,联络仓库工人,准备破坏。拉西负责情报,联络能说俄语的芬兰人,建立观察网。曼纳海姆负责整体协调,并准备议会最后的抗争。
“还有一件事。”曼纳海姆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张小小的、已经泛黄的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穿着芬兰大学生制服,站在赫尔辛基大学门口,笑容灿烂,背景是1863年的夏天。“这是我父亲,他左边的这个是彼得主任,右边的这个是……我叔叔。他们三个是大学同学,发誓要为芬兰的法治奋斗一生。我父亲十年前病逝了,彼得主任上个月‘病逝’了,我叔叔……在波兰失踪了,可能也死了。”
他抚摸着照片,声音很低:“现在轮到我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比他们好,但我会做。用我的方式,在议会里,在街头,在每一个能战斗的地方,为芬兰,为法治,为尊严。如果我失败了,请你们记住,有人曾经试过,曾经站过,曾经说过‘不’。”
三个老兵看着照片,看着那个年轻议员眼中闪动的泪光,沉默了很久。埃里克最终伸手,粗糙的手掌盖在照片上,也盖在曼纳海姆的手上。
“孩子,你不会失败。”老兵的独眼里有泪光,但声音坚定,“只要你做了,站了,说了,就没有失败。因为种子种下了,光点亮了,火传下去了。后人会记得,在黑暗的年代,有人点过灯,哪怕灯很快被吹灭,但那一瞬间的光,能照亮很多人的路,能温暖很多人的心。这就是胜利,比打赢一场仗更大的胜利。”
马蒂和拉西也伸手,四只手叠在一起,覆盖着那张老照片,像覆盖着一个承诺,一个誓言,一个在黑暗来临前,用生命点燃的、微弱但真实的光。
煤油灯的火苗跳动着,将四个人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巨大,晃动,像四个准备赴死的战士,在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里,完成他们最后的集结,最后的宣誓,最后的告别。
窗外的赫尔辛基在夜色中沉睡。城市不知道,在这个破旧酒馆的小房间里,一群被时代遗忘的老兵,一个年轻的议员,正在为它,准备一场注定失败但必须进行的战斗。
为了尊严。为了法治。为了芬兰。
为了那簇在寒风中摇曳、但绝不熄灭的炉火。
夜更深了。风暴,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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