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克虏伯”，卡尔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在德国待过两个月，见过克虏伯的工厂，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世界顶级的机械技术，最先进的工艺，最严格的训练。如果能去那里学习，再回来，就能把芬兰的技术水平提高整整一代。但前提是，芬兰还在，还能回去。
“我们……还能回来吗？”米科问出了所有人都想问的问题。
阿尔托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渐渐深沉的夜色。雨还在下，敲打着屋顶的瓦片，发出单调的噼啪声，像这个国家沉重而艰难的心跳。
“不知道。”他最终说，没有回头，“也许能，也许不能。也许三个月后，俄国人控制了一切，你们就回不来了，要在瑞典或德国定居。也许一年后，情况有变，你们能回来，带着新技术，重建芬兰的工业。但无论能不能回来，你们今天带走的技术，你们脑子里的知识，就是芬兰的火种。火种在，芬兰的工业就有未来。火种灭了，芬兰就真的只剩森林和石头了。”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炉火燃烧的噼啪声，和窗外的雨声。油灯的光在三人脸上跳动，照亮了年轻脸庞上的挣扎、不安、决绝。他们都是芬兰最优秀的年轻人，在最好的年纪，本该在工厂、实验室、大学里施展才华，为这个国家建设未来。但现在，他们要像贼一样，在雨夜里偷偷溜走，离开家园，去陌生的国度，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回归。
卡尔第一个站起来，走到阿尔托身边，和他并肩望着窗外的雨夜：“阿尔托先生，我父亲是铁匠，我爷爷也是。格里彭伯格家族资助我上学，送我去德国学习，让我成为工程师。现在芬兰需要我带走技术，保存火种，我义不容辞。我只是……只是觉得，这样走，像逃跑。”
“不是逃跑，是战略转移。”阿尔托转头看他，独眼里是老兵特有的、看透生死的平静，“我在克里米亚打过仗，见过英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怎么对付俄国人。正面打不过，就保存实力，等待时机。芬兰太小，不能硬拼，只能这样。你们今天走，是为了明天有人能回来。如果所有人都留下，都战死，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埃里克也站起来，这个沉默的年轻工程师声音很轻，但清晰：“伊万叔叔让我走，他说，工厂可以重建，设备可以重买，但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我父母都在赫尔辛基，我妹妹还在上学。我走了，他们会想我，会担心，但他们会理解。因为我是工程师，我的职责不是死在工厂里，是把技术传下去。”
米科最后站起来，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有些发红，但努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帕维莱宁教授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的祖国是芬兰，我的一切知识，都是芬兰的土地和人民养育的。现在我带着知识离开，不是背叛，是保存。我会在瑞典继续研究，等有一天能回来，用我学到的，为芬兰建更好的实验室，教更多的学生。”
阿尔托看着这三个年轻人，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欣慰，是沉重，是希望，是悲壮。他们是芬兰的未来，但现在，他们要离开了。而留下的人，要面对更黑暗的夜，更寒冷的风，更残酷的斗争。
“好了，”他拍拍手，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务实，“坐下吃点东西，然后休息。明天晚上十点，准时在这里集合。记住，来的时候分开走，别让人看见你们一起。带最少的东西，衣服穿厚实些，海上冷。还有……”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三个小皮袋，每个里面装着五十马克，“这是路上的零用。省着点花，到了瑞典，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三人接过钱袋，沉甸甸的，不仅是钱，是责任，是托付，是这个国家工业火种能否保存的最后赌注，压在了他们年轻的肩膀上。
他们默默吃东西，没有人说话。黑麦面包粗糙，熏鱼咸涩，热茶烫嘴，但他们都吃完了，吃得干干净净，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为即将到来的漫长旅途，积蓄最后一点力量。
饭后，阿尔托安排他们休息。房间只有一张床，三个人挤挤也能睡。但没人睡得着，都睁着眼，望着低矮的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雨声，各自想着心事。
卡尔想着伊瓦洛钢厂的平炉，想着第八炉镍钢出钢时那金白色的火焰，想着伊万厂长拍着他的肩说“芬兰的未来在你们年轻人手里”。现在他要走了，那些炉火还会继续烧吗？俄国人会炼出合格的钢吗？那些留下的老师傅，能守住核心工艺吗？
埃里克想着图纸，那些他花了无数个夜晚绘制的机床结构图，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公差，都印在脑子里。现在这些图纸要带走一部分，剩下的要销毁，不能落到俄国人手里。他觉得心疼，像亲手毁掉自己的孩子，但不得不做。
米科想着实验室，那些烧杯、试管、蒸馏瓶，那些他一遍遍清洗、调试、使用的仪器。想着帕维莱宁教授手把手教他做实验，告诉他“科学是光，能照亮黑暗”。现在他要离开这间实验室，也许再也回不来。那些仪器会被封存，被接管，被用来为帝国服务。他不甘心，但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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