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8月5日凌晨两点，格里彭伯格宅邸的书房灯火通明，但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查尔斯站在巨大的桃花心木书桌前，双手撑在摊开的地图上，目光在那些用红蓝铅笔标注的线条和符号间移动。汉斯管家站在门边，背脊挺直，但眼皮沉重——他已经连续守了三夜，只敢在白天补一两个时辰的觉。
“老爷，他们都到了。”汉斯低声说，声音因疲惫而沙哑。
“请进来。”
门开了，曼纳海姆第一个走进来，穿着深色便服，头发凌乱，眼里布满血丝。紧随其后的是帕维莱宁教授，腋下夹着个鼓囊囊的皮包，眼镜片在灯光下反着光。走在最后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叫阿尔托·西贝柳斯，不是那位后来成为音乐家的同名者，而是格里彭伯格家族在波尔沃港的运输负责人，一个沉默寡言但极其可靠的老芬兰人。三天前刚从汉堡运回第一批克虏伯机床的零配件，藏在运木材的驳船底层，躲过了俄国监察处的抽查。
三人坐下，没人说话。书房里的空气像凝固的沥青，沉重，粘稠，压抑。只有壁炉里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赫尔辛基港隐约传来的夜班货轮汽笛声，单调地切割着深夜的寂静。
查尔斯从抽屉里取出三份用火漆封口的文件，推到三人面前。“先看这个。”
曼纳海姆拆开，快速浏览，脸色越来越白。文件是索尔伯格厂长从斯德哥尔摩发来的密信，通过瑞典外交邮袋转运，今天下午才到。用德文书写，语气冷静，但内容惊心：
“可靠消息，圣彼得堡已做出决定，对芬兰政策全面转向强硬。博布里科夫总督获得授权，将在九月实施‘特别行政状态’，暂停芬兰议会，由总督府直接统治。同时，伊万厂长将被撤换，由俄国人接任。帕维莱宁教授的实验室将被正式接管，并入帝国科学院。拉普兰矿区将派驻军队‘保护’，实质控制。建议立即启动应急计划，转移人员、设备、资金。瑞典可在边境接收，但公开支持有限。时间不多了。索尔伯格，8月2日。”
帕维莱宁看完，手指在颤抖，但声音竭力保持平稳：“特别行政状态……那芬兰的自治就彻底终结了。议会暂停，法律停摆，总督说了算。这是戒严，是赤裸裸的吞并。”
“九月，”曼纳海姆抬起头，年轻的脸在灯光下像一张绷紧的弓，“现在是八月五号，我们还有不到四周时间。”
阿尔托·西贝柳斯不识字，但听帕维莱宁念完，这个平时沉默得像块石头的男人，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狗娘养的。”
查尔斯走到窗前，撩开窗帘一角，望向外面漆黑的夜色。赫尔辛基在沉睡，街道空荡，煤气路灯在夜风中摇曳，投下摇晃的光晕。这座城市不知道，在不到四周后，它残存的自洽外衣将被彻底剥去，变成一个纯粹的帝国行省，由俄国总督和军队直接统治。
“消息是真的。”查尔斯放下窗帘，转身，声音低沉但清晰，“瑞典外交部私下确认了。柏林会议后，俄国在欧洲孤立，急需在波罗的海建立绝对控制。芬兰，就是祭品。他们不再满足于逐步收紧，要一步到位，彻底消化。”
他走回书桌前，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赫尔辛基、图尔库、波尔沃、拉普兰：“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但还不是零。四周，二十八天，六百七十二个小时。我们要做三件事。”
“第一，”他看向阿尔托，“设备和人员转移。波尔沃港的地下网络要全面激活，所有敏感设备——实验室核心仪器、机床关键部件、技术档案——必须在两周内运出芬兰。走水路，分散，伪装成普通货物。目的地：瑞典边境小镇哈帕兰达，那里有索尔伯格安排的接收点。人员分批走，技术骨干先走，家属随后。记住，安全第一，宁可慢，不能暴露。”
阿尔托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用铅笔快速记录。他的字歪歪扭扭，但条理清晰——这个在波罗的海跑了二十年船的老水手，脑子里装着芬兰湾每条水道、每个暗礁、每处可以躲过检查的僻静海湾。
“能运出多少？”帕维莱宁问，声音发紧。他的实验室有三十多台设备，还有八年积累的样品、数据、笔记，那是他的半条命。
“最多三分之一。”阿尔托实话实说，头也不抬，“设备太大，太显眼。只能拆核心部件，外壳留下。资料要精简，只带最关键的。人也是，第一批最多二十个，多了容易被发现。”
“那就拆。”帕维莱宁咬牙，“设备可以再造，数据可以重记，但人……人不能丢。我实验室有六个学生，都是好苗子，必须走。还有卡尔，他从德国回来，是技术的未来，更要走。”
“第二，”查尔斯转向曼纳海姆，“议会斗争。我们不能让特别行政状态顺利实施。要在议会里制造障碍，拖延时间，哪怕多拖一天，我们就能多运出一批设备，多送走一批人。你联络中间派议员，提出对总督授权的质疑，要求宪法解释，要求召开特别委员会，用一切程序手段拖。同时，在民间造势，让商人、教师、工人知道，特别行政状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俄国官员直接征税，俄国法律直接适用，芬兰企业被廉价收购，芬兰人变成二等公民。恐惧，有时候比希望更有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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