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5月1日晚上，诺尔雪平机械厂窗外下着雨，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在室内温暖的灯光和壁炉火光映衬下，像无数流动的银线。索尔伯格厂长坐在巨大的橡木书桌后，桌上摊开着卡尔这两个月的学习报告，还有一封刚拆开的信——是查尔斯从赫尔辛基发来的加密信，用只有他们两人能懂的商码写成，索尔伯格刚刚译出。
“卡尔，坐。”索尔伯格指着书桌对面的椅子。他五十五岁，灰发梳得整齐，穿着深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大学教授而不是工厂主。但卡尔知道，这个人在瑞典工业界举足轻重，诺尔雪平厂能成为北欧顶尖的机械厂，全靠他的远见和手腕。
卡尔坐下。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壁炉木柴燃烧的噼啪声，和雨打窗户的沙沙声。墙上挂着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肖像，还有诺尔雪平厂建厂五十周年的纪念照片——那是1875年拍的，照片里索尔伯格还很年轻，站在第一台瑞典自主设计的蒸汽轮机前，意气风发。
“你的学习报告我看了，很好。”索尔伯格开口，声音平静，“两个月，掌握了齿轮加工的核心技术，理解了精密测量的原理，还自学了德文机械手册。帕维莱宁教授说得对，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谢谢厂长，是您和埃里克师傅教得好。”卡尔诚恳地说。埃里克是齿轮车间的首席技师，索尔伯格的外甥，三十岁，技术精湛，毫无保留地教了他两个月。
索尔伯格摆摆手，拿起那封译出的信：“查尔斯先生来信，说芬兰那边情况……不太好。特别税通过了，海关监察处设立了，俄国人的控制越来越紧。他担心你回国的路不会太平。”
卡尔的心一沉。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确切消息，还是感到压抑。
“厂长，那些资料……”
“资料我会给你，但要想办法安全带回。”索尔伯格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油纸包，放在桌上，很厚，用细绳捆着，火漆封口。“这里面除了你整理的学习笔记，还有几样东西：一份德国奥托内燃机的改良设计图，是克虏伯公司去年流出的非公开版本，热效率能达到百分之十四，比市面高两个点。一套瑞典最新的千分尺校准规程，包括温度补偿和误差修正公式。还有……”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一份清单，列出了瑞典、德国、英国目前能出口到芬兰而不引起俄国注意的‘非敏感设备’。但这些设备的真实性能，远超它们公开的数据。”
卡尔的手心出汗了。这些东西，每一件都价值连城，但也都是烫手山芋。
“厂长，您为什么……这么帮我们？”卡尔忍不住问。这不是他第一次想问，但之前觉得唐突。现在要离开了，他想要个答案。
索尔伯格沉默了很久。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雨夜中诺尔雪平厂的灯火。那些车间还亮着灯，夜班工人在赶一批出口到丹麦的机床订单。更远处，城市的灯火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光晕。
“我祖父是芬兰人。”索尔伯格忽然说，背对着卡尔，“1809年战争后，他带着全家逃到瑞典。那时他三十岁，是个铁匠，在赫尔辛基有自己的作坊。俄国人来了，没收了他的产业，因为他拒绝为俄国军队修理武器。他划着小船，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横渡波罗的海，在风暴中差点翻船，最后漂到哥德堡海岸，被渔民救起。”
他转身，走回书桌后，坐下，表情平静，但眼里有深沉的哀伤：“他在瑞典重新开始，从最底层的铁匠学徒做起，四十岁才攒够钱开了个小作坊，做农具。我父亲继承作坊，把它发展成了机械修理厂。我把它变成了诺尔雪平厂，北欧最好的机械厂之一。”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旧怀表，黄铜外壳已经磨损，但表盖上的刻字还清晰：A·索尔伯格，赫尔辛基，1805。
“这是我祖父的怀表，他逃出来时带的唯一值钱东西。他临终前对我说：记住，我们不是瑞典人，也不是芬兰人，我们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但家园可以被夺走，血脉夺不走。只要还有一个芬兰人在为芬兰奋斗，我们就有责任帮他。”
他将怀表放回抽屉，看着卡尔：“所以我帮你，帮查尔斯，帮芬兰。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血脉，因为记忆，因为……赎罪。我的家族逃离了，但你们的家族留下了，在挣扎，在坚持。我帮你们，就是在帮那个我们失去的家园。”
卡尔感到喉咙发紧。他看着眼前这个威严的瑞典工业家，突然看到了他深藏的、从未示人的一面——一个流亡者的后代，用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国家，为故土的存续而战。
“谢谢您，厂长。”卡尔的声音有些哽咽。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谢查尔斯，谢所有在芬兰坚持的人。”索尔伯格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皮袋，推给卡尔，“这里面有两百马克，是给你路上的花费。还有一封信，是给哥德堡港海关的约兰松主任的——他是我们的人，必要时会帮你。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找他，他有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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