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但需要改装才能适应我们的轨距。”
“改装和运输同时进行，机车部件用平板车运，在托尔尼奥编组站现场组装。”查尔斯的手指在地图上敲了敲，“告诉工人，每提前一天完成，多发半个月工资。钱从特别项目经费出。”
最后轮到彼得。港口主任摊开航海日志：“海运是最大瓶颈。赫尔辛基至哥德堡段，十二月中旬开始会有浮冰，航行时间会延长五成。我建议分两批运输：第一批，一月五日前发出十门炮的部件，走老航线经北海、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第二批，一月二十日前发出剩余十五门，尝试新航线——经波罗的海、基尔运河进入北海，这样可以避开英吉利海峡的冬季风暴，但需要向德国支付运河通行费。”
“运河费多少？”
“每吨货物一点五马克，一门炮的部件大约三十吨，四十五马克。十五门就是六百七十五马克，加上船只调度，总计额外支出约一千二百马克。”
查尔斯心算后点头：“走新航线。另外，和哥德堡港务局谈优先泊位的事有进展吗？”
“他们原则上同意，但要求我们保证每月至少有一万吨货物经瑞典中转，这样他们才能向斯德哥尔摩解释。”彼得顿了顿，“而且他们暗示，如果我们能提供一些……技术交换，比如轧钢工艺的改进方案，条件可以更优惠。”
书房里安静了几秒。技术交换是敏感话题，尤其是在瑞典与俄国关系微妙的当下。
“给。”查尔斯做出决定，“把我们去年改进的轧辊热处理工艺给他们，但只给基础版本，核心参数保留。告诉瑞典人，这是‘友好合作的开始’。另外，以格里彭伯格家族的名义，在哥德堡港区租用一个长期仓库，作为中转枢纽。租金走瑞士账户，不要经过芬兰的账目。”
彼得快速记录。他明白这个仓库的意义——不仅是中转站，未来还可能成为紧急情况下的物资储备点。
布置完任务，查尔斯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已深，但赫尔辛基港依然灯火通明，那是夜班工人在装卸货物。更远处，工业区的烟囱在雪夜中喷吐着浓烟，像永不疲倦的巨兽在呼吸。
“先生们。”他没有回头，“八十九天。这八十九天里，我们要完成过去需要一百二十天才能完成的工作。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能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失败了，俄国人不会只是取消订单，他们会接管工厂，派驻‘管理委员会’，让芬兰的工业变成帝国的专属车间。到那时，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真的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了。”
书房里的三人沉默地听着，炉火在他们脸上投下跳动的光影。
“伊万，钢厂那边你全权负责，需要什么资源直接向汉斯申请。彼得，海运线不能断，澳洲的矿石和瑞典的通道同样重要。米科，铁路是血管，血管不通，一切都完了。”查尔斯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每周一、三、五凌晨五点，在这里开晨会。遇到紧急情况，随时可以来找我。还有什么问题？”
三人摇头，相继起身离开。汉斯默默收走咖啡杯，重新添了木柴。书房里只剩下查尔斯一人，还有墙上那幅巨大的地图，以及地图上那些用红蓝铅笔标注的、象征着力量与脆弱并存的线路。
他坐回书桌前，拉开底层抽屉，取出一本皮质封面的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账目，而是一张张手绘的技术草图：双段磁选机改良方案、褐煤液化反应釜设计、镍钢冶炼温度曲线……每一页都代表一个可能改变芬兰工业命运的技术突破，但每一页也都意味着巨大的投入和风险。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的剪报，是1863年《赫尔辛基报》的报道：“格里彭伯格家族宣告破产，百年基业毁于一旦”。那时他十八岁，刚穿越到这个陌生的世界三年，面对的是破败的庄园、催债的商人、和垂泪的母亲。
十三年过去了。他从木材贸易重新起步，建起锯木厂，开矿，炼钢，修铁路，造船。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既要应对俄国官僚的盘剥，又要防备瑞典同行的挤压，还要在芬兰本土保守势力与新兴实业派之间寻找平衡。
但至少，炉火点燃了。
查尔斯合上笔记本，重新锁进抽屉。窗外的雪还在下，但东方天际已露出微光。新的一天要开始了，而他要做的，是让芬兰的工业脉搏，在帝国的重压下，继续顽强地跳动。
------
凯米河焦炭厂，12月2日凌晨
伊万厂长站在三号实验炉的控制台前，眼睛布满血丝。炉门刚刚关闭，新一轮褐煤炼焦试验开始。仪表盘上，温度指针缓慢爬升：一百度、两百度、三百度……当指针指向四百五十度时，他按下记录键，助手迅速抄下数据。
“褐煤比例百分之二十五，预热温度二百六十度，升温速率每分钟五度。”助手低声重复参数，手中的铅笔在记录本上沙沙作响。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