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直接站了起来，但他的怒意并非冲我，而是一种急于抓住战机的焦灼：
“三成？李清风，你费尽周折拿到《纲鉴录》，就只动三成？而且还是这般轻描淡写的‘三等分法’？”
他转向御座，声音陡然拔高，带着金石之音：
“陛下!《纲鉴录》乃是百年难得之铁证。徐阶经营东南数十载，门生故吏遍及天下，此次若不借机连根拔起，难道要等他们死灰复燃，再度掣肘朝政吗？”
他手指重重叩在案几上，目光如电扫过我和张居正：“第一等才二十余人？太少了！第二等竟还能留任察看？荒唐！依臣之见，凡名录在册者，皆应罢黜！
首恶抄家流放，余者永不叙用！江南官场，正可借此涤荡一新，为我新政铺路。”
他盯着我，语气锐利如刀：“李总宪，你莫要学那些妇人之仁。除恶不尽，后患无穷。你此时手软，便是对陛下新政的不忠。”
张居正此时轻轻咳嗽一声，语调依然平稳，却将话题引向了更现实的层面：
“肃卿公此言，岂非更要震动天下？若依此议，江南政务即刻瘫痪，清丈、漕运、海防，一切皆成空谈。新政未行而先自毁根基，智者不为。”
他看向陛下，语气温和但坚定：“臣以为，李总宪‘三等分法’，虽显宽宥，实则老成谋国。既能正国法、平民愤，又能保政务不乱、新政可行。当下之要，在于‘可行’，而非‘尽善’。”
殿内死寂，只剩下高拱粗重的呼吸声。他与张居正的争论，已然超出了案件本身，成为了治国理念的又一次激烈碰撞。
陛下闭上眼，良久，才说：“朕……再想想。你们都退下吧。”
我们行礼退出。走出文华殿时，天色已黑。宫灯次第亮起，把紫禁城的影子拉得很长。
高拱走得最快，袍袖生风，显然憋着火。张居正与我并肩而行，忽然低声说：“瑾瑜，你今日这番话，是把火往自己身上引。”
“我知道。”
“陛下未必会全准。”
“我也知道。”
张居正停下脚步，看着我：“那为何还要说？”
我笑道：“因为总得有人说。不说，那些名字就永远藏在账册里，那些银子就永远淌在暗河里。今日我说了，就算只动一个人，那也是动。”
张居正沉默许久，拍了拍我的肩，转身走了。
我独自走出宫门，周朔和凌锋等在马车旁。见我出来，两人迎上来。
“大人，回府？”
“回府。”
马车驶过长安街，帘外是京城的夜市。卖馄饨的、唱小曲的、猜灯谜的，熙熙攘攘，烟火人间。
他们不知道，就在刚才，有人决定要动他们父母官中的三成。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引发怎样的风暴。
马车在府门前停下。我一下车，就看见门口停着好几顶轿子，老周苦着脸迎上来：
“老爷，您可回来了。一下午，来了六拨人。有送拜帖的，有送礼单的，还有直接抬箱子来的，说是‘家乡土仪’，可那箱子沉得，四个人才抬得动。”
这老周，什么时候又改口叫“老爷”了？准是下午被那堆“土仪”吓出了幻觉。
我看了眼那些轿子，轿夫们都蹲在墙根，见我回来，纷纷起身。
“都退回去。”我说，“拜帖留下，礼单原封送回。告诉他们，李清风办案期间，闭门谢客，一概不见。”
老周为难：“可有些大人，是老爷您的同年……”
“同年更该懂规矩。”我打断他，“按我说的做。”
走进府门，穿过回廊，书房里灯还亮着。我推门进去，看见桌上堆着小山似的拜帖和礼单。
随手翻开一份礼单：徽墨十锭、湖笔二十支、宣纸百刀、端砚一方。附言：听闻总宪大人勤于案牍，谨奉文房用具，以供驱遣。
说得真好听。我都能想象那张笑脸背后，藏着怎样的忐忑。
又翻开一份：辽东人参一对、鹿茸一副、灵芝三朵。附言：江南湿冷，恐侵贵体，奉上补品，望保重康健。
这是咒我生病？
我一份份翻过去，越翻越想笑。这些人，有的拐弯抹角打听《纲鉴录》，有的试探陛下心意，有的干脆就是想买平安。
直到翻到最后一份。
没有礼单，只有一张素笺，上面写着一行字：
“树大招风，根深难撼。君既欲伐木，当先固其本。”
没有落款。
字迹工整，用的是最普通的松烟墨。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墨迹干透，平平整整，像句谶言。
然后我拿起笔，在笺纸背面，也写了一行：
风已起，木必摇。不伐病树，新苗何生？
刚放下笔，门“吱呀”一声被撞开个小缝，成儿的小脑袋探进来，眼睛亮晶晶的：
“爹！墨哥哥今儿又教我和太子射箭了！我三箭都中了红心，墨哥哥说我有天赋！”
他身后，王墨那小子摸着鼻子跟进来，有点不好意思：“干爹，我就是随便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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