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的文章被期刊退稿了。
审稿意见很详细，但核心观点很明确：研究设计“缺乏对照组和量化前测后测”，对学生“非标能力”的描述“主观性过强”，结论“更多是教学叙事而非严谨的实证研究”。建议他要么补充严格的数据，要么改投“教学经验交流类”刊物。
陈涛对着电脑屏幕，手指冰凉。他花费大量心血提炼的框架，在学术规范的尺度下，显得如此“不科学”。更深的挫败感来自于：如果连教育研究界都无法接纳这种探索的叙述方式，那么这种课程模式想要在现有体系内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将异常艰难。
他想起老教授“半标方法”的建议。或许，他必须做出更艰难的妥协——在保持课程内核的同时，引入一些“可测量”的元素。他开始研究“反思深度评分量表”、“团队协作过程观察编码”这些教育测量工具，试图将原本模糊的过程评价，强行套入一些量化或半量化的框架。这感觉就像为他精心培育的野花，套上规格统一的花盆。
与此同时，那个在分享会上发言的机械工程专业学生——他叫吴皓——给陈涛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那家国际工程公司的实习主管，在看了吴皓参与撰写的“项目复盘报告”后，主动提出希望与陈涛进行一次简短的线上交流。
交流中，这位名叫Sarah的外籍主管直言不讳：“我们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承接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越来越需要工程师具备‘社会界面’（Social Interface）能力，即理解项目对社区、环境、文化的影响，并能与多元利益相关方沟通。但这些能力在传统工程教育中很难被系统培养和识别。我们注意到吴皓在你们课程项目中的表现，很想知道，这样的课程设计是偶然的，还是基于某种系统思考？”
陈涛抓住机会，分享了课程设计的初衷，以及他正在探索的（尽管被期刊拒绝的）能力框架。Sarah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提到他们公司正在与几所大学合作尝试“基于挑战的学习项目（Challenge-based Learning）”，但常因与学校学分、评价体系冲突而难以深入。
“或许，我们可以保持联系。”Sarah最后说，“我们不一定能直接改变大学系统，但或许可以在学生实习、项目合作等方面，创造一些更认可这类能力的小环境。”
这次交流像一针强心剂，让陈涛看到了课程价值在“学术界”之外的真实回响。他开始调整思路：与其执念于在传统学术评价体系内获得承认，不如同时构建一个“实践价值认证网络”——将更多像Sarah这样的外部专业人士引入课程评价环节，将他们的反馈作为课程价值的重要佐证。他决定下学期尝试引入“外部导师观察团”，并设计一套供他们使用的简易能力观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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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和周潜的“故障知识库”项目在工厂内部获得了“先进工作法创新奖”，并得到了一笔小额奖金。消息传到总部工会，引来了更高级别的调研。
总部来的是一位负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副部长，以及一位随行的年轻干事。他们观看了演示，与老师傅和技术员分别座谈，问了很多细节。副部长最后总结时，用了“很有意义”、“探索了新时代工匠精神传承的新路径”等肯定性话语，但也提出了几个实际问题：“这套方法能不能在其他分厂快速复制？成本高不高？能不能和我们现有的‘技师工作站’、‘劳模创新工作室’这些传统平台结合起来？”
李明听出了弦外之音：上级需要的是“可推广的模式”和“与传统工作的衔接”，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创新案例。这意味着，他们接下来的工作，必须考虑“制度化嵌入”的可能性。
压力随之而来。工厂技术部长私下找李明：“李老师，总部重视是好事，但也意味着要出更‘像样’的成果。咱们现在这个网页版查询系统，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能不能加点更‘智能’的功能？比如，新技工输入故障现象，系统能自动推荐最可能的几个原因和案例？”
周潜觉得这个要求跳跃太大。他们现在的知识库还很初级，远未达到“智能诊断”的程度，强行上马只会做出一个华而不实、可能误导人的系统。
李明面临着选择：是迎合上级对“亮点”的期待，快速包装出一个“智能化”外壳？还是坚持小步迭代，继续扎实地丰富案例库、优化检索逻辑，哪怕成果看起来“不够炫”？
他选择了后者。在与技术部长和总部干事的沟通会上，他坦诚地展示了知识库目前的真实水平和下一步的扎实计划，并解释了为什么“智能诊断”为时过早。“我们现在做的，是‘把老师傅的笔记本和脑袋，变成大家都能翻看的公共笔记’，这一步看似简单，但让这些经验真正流动起来，价值巨大。智能化是远景，但现在强求，可能建起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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