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和赵岚熬了两个通宵，赶制那份“中长期效益分析报告”。他们没有堆砌虚假数据，而是做了一次艰难的“翻译”——将项目中的感性体验和模糊价值，尽可能转化为决策者能理解的“证据语言”。
他们梳理了参与项目的十二名学生，详细列出了每个人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能力”、“数字工具应用”、“社区沟通技巧”、“地方文化理解”五个维度的具体成长表现，并附上了学生的自我反思节选和合作方档案馆的实习评价。他们统计了项目建立的“方言语音数字档案”的条目数、时长和分类标签体系，并将其与国内同类档案库进行比较，突出了其在“社区参与共建”和“活态传承”方面的特色。他们甚至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文化认同感前-后测”问卷，在项目涉及的社区老人和其孙辈中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一代对方言和地方童谣的兴趣度和认知度有微弱但可测量的提升。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陈涛亲自执笔。他没有再纠缠于单个项目的“有用”或“无用”，而是将问题拔高：“在人工智能加速替代标准化技能的今天，高等教育是否应该重新思考‘人的独特性’？那些关乎文化理解、情感共鸣、意义建构、社群连接的‘软性能力’，是否正成为未来人才更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的产教融合，如果只盯着技术迭代和即时就业，是否可能在培养‘高效工具’的同时，失落了培养‘完整的人’的根基？这个方言项目，或许可以视为一次小小的‘警报’或‘探针’，提醒我们关注被主流指标忽视的育人维度。”
报告提交后，评估小组的反馈迟没有到来。但陈涛从一些非正式渠道听说，报告在小组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强词夺理”、“偷换概念”；也有人私下表示“受到触动”、“值得深思”。
就在等待的焦灼中，陈涛接到了试点筹备组的正式会议邀请。议题是讨论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试点的具体方案。与会者除了政策研究室、教育局、试点职业院校的代表，还有几位受邀的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和高晋。
会议前半段，气氛沉闷。职业院校的教务处长照本宣科，介绍了现有的“校企合作”模式和企业专家讲座情况；企业代表则礼貌地表示“愿意支持”，但提出的需求多集中在“学生技能要更贴合岗位操作”、“加强职业纪律教育”等表层。
高晋注意到，陈涛一直没说话。轮到他发言时，他没有直接谈课程设计，而是讲述了赵岚那个方言项目中，学生如何通过深度参与社区，理解了“技术”之外的“语境”和“人情”，从而做出了更有温度、也更可持续的设计方案。
“我想问各位企业代表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问题，”陈涛目光扫过会场，“在你们的研发或服务部门，是更需要只会执行标准操作流程的员工，还是更需要那些能理解用户潜在需求、能跨界思考、能与不同背景的人有效协作的员工？当技术越来越同质化，决定产品差异化和企业生命力的，会不会恰恰是这些‘软性’的东西？”
一位来自一家知名智能硬件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沉吟片刻，开口了：“陈主任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我们最近在招产品经理和用户体验设计师，确实头疼。技术出身的孩子，代码写得漂亮，但往往缺乏对生活和人性的洞察；学设计的孩子，创意天马行空，却又对技术实现和商业逻辑一窍不通。我们需要的是‘T型人才’，那一竖是专业深度，那一横是跨界理解和整合能力。可现在的学校教育，好像主要是在培养‘I型人才’，甚至只是‘点状人才’。”
另一位来自服务业的企业主也附和：“对！我们做高端养老的，最需要的不是护理技能多高超，而是有同理心、能跟老人沟通、能敏锐察觉老人情绪和需求变化的人。这些能力，现在的课程里教吗？怎么教？”
会场的气氛被激活了。讨论开始聚焦于：如何将企业对“T型人才”或“完整的人”的需求，转化为可融入课程的具体目标、教学活动和评价方式？企业如何不仅仅是提供实习岗位或讲座，而是能深度介入到课程目标设定、案例开发、过程指导和成果评价的全过程？
陈涛顺势提出了自己中心正在探索的“双轨制”和“柔性评价”，作为可能的参考框架。高晋则记录了企业提出的具体能力维度和痛点。会议结束时，试点方案的轮廓清晰了许多：不再仅仅是增加企业专家的课时，而是要共同构建一套基于真实复杂问题（而不仅仅是技能点）的“项目式学习”课程模块，并尝试建立由企业导师、学校教师、甚至社区代表共同参与的学生能力多元评价机制。
陈涛走出会议室时，感到一丝久违的振奋。他没想到，那个差点被评估小组否定的“非主流”项目，竟然在另一个更官方的场合，成为了撬动对话的支点。两个看似不相干的场域，因为对“人的培养”这一根本问题的共同关切，产生了微妙的“共振”。他知道，评估小组那边的压力并不会因此消失，但至少，他为自己和赵岚的项目，争取到了一个更宏大的叙事背景和存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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