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煤城的冬天，寒风裹挟着细碎的煤尘，吹在脸上有粗粝的刺痛感。张玥和工友代表老周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距离初次调研已过去三个月。机场高速两旁，巨大的“转型振兴”标语在灰蒙蒙的天空下显得格外醒目，却也格外苍白。
转型办公室的王主任在会议室里搓着手，语气比上次更急切：“张老师，老周师傅，你们可算来了。学习小组搞了几次活动，一开始还有点热度，现在……唉，又有点凉了。老赵他们搞的农机改装，帮了附近几个村，可赚不到什么钱，家里人抱怨他不务正业。社区大嫂们的面点，也就是熟人捧场，打不开销路。大家心里没底啊。”
会议室里，几位“火种”人物沉默地坐着。机电维修班长老赵，手指上还沾着洗不掉的油污印子，眉头紧锁。社区干部刘姐，眼神里透着疲惫。技校教师小陈，面前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却似乎找不到出口。
张玥没有直接给出方案。她请老周先讲。老周，这位从沿海工厂流水线上走出来的资深技工，普通话带着浓重乡音，讲的却是最朴素的道理：“俺们那边最开始，也不是为了赚大钱，就是几个老师傅，看不下去年轻人啥都不会瞎折腾，凑一起琢磨。最开始就修厂里报废的旧设备，修好了给隔壁小厂用，收点零件钱。后来才慢慢摸出‘共享工位’、‘认证’这些门道。关键不是一开始多厉害，是得先‘动起来’，让手不生，心不冷。”
“可动了没用啊！”老赵忍不住开口，声音沙哑，“我们几个老哥们，琢磨改装那个播种机，省了农民不少力，可人家就给点辛苦费，连材料钱都不够。家里老婆天天骂，说我不如去外地打工。”
“老赵大哥，”张玥接过话头，语气平和，“你们改的机器，农民真觉得好用吗？”
“那当然！”老赵眼睛亮了一下，“李家屯的老李头，用了都说好，还介绍别人来。”
“那为什么只给辛苦费？”张玥追问。
“……我们没好意思多要。也觉得，这不算啥正经发明，就是修修改改。”老赵的声音低了下去。
张玥和老周对视一眼。问题逐渐清晰：不仅有市场对接的困难，更有深植于这些老师傅内心的、对自身技能“非正规”、“不值钱”的认知障碍，以及转型初期必然面临的、新旧价值衡量标准之间的撕裂感。
接下来的两天，张玥小组没有举办任何培训或规划会，而是带着老赵、刘姐、小陈等人，一头扎进附近的乡镇集市、农业合作社，甚至跑去邻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农机具维修铺“偷师”。他们让老赵亲自向农户演示改装机器的好处，收集具体的反馈和改进意见；他们帮刘姐分析面点产品的特点和潜在客户群，联系本地生活公众号尝试做一次小推广；他们和小陈一起，将老赵的改装案例、遇到的难题、解决思路记录下来，整理成可供技校教学参考的“活页教材”。
更重要的是，在一次晚饭后的闲聊中，老周看似无意地提起沿海联盟里几位老师傅的经历：有人因为解决了某个行业普遍难题，被企业聘为特聘技师，收入翻番；有人将自己的绝活拍成系列短视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学徒，甚至开了个小工作室。“手艺值不值钱，有时候不光看手艺本身，还得看你会不会‘说’手艺，会不会给手艺找到‘新用处’。”老周嚼着花生米，慢悠悠地说。
这句话，似乎轻轻拨动了老赵心里某根弦。
离开前，张玥牵线，让煤城的学习小组与沿海联盟的“工友议事会”进行了一次线上视频交流。屏幕上，年龄相仿、境遇却迥异的两群工人初次“见面”。起初有些拘谨，但当沿海的工友谈起自己如何从“不敢开口”到“能跟老板拍桌子谈权益”，如何将个人经验变成被行业认可的“技能点”时，煤城的工友们眼睛越来越亮。一种跨越地域的、基于共同劳动者身份的共鸣，在电流声中悄然建立。
“原来……还能这样。”老赵在会后喃喃道。
张玥知道，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她看到了变化：老赵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改装过程中的技术要点和成本；刘姐的面点小组开始尝试设计简单的包装和说明书；小陈则兴奋地计划开设一门“本地化技术问题解决”的选修课，邀请老赵他们当客座指导。转型办公室的王主任，也从最初希望得到“成熟模式”，转而开始思考如何为本地的“小火苗”提供更持续的、哪怕是很微小的支持，比如协调一个旧仓库作为活动场地，帮忙申请一笔小额社区创新基金。
“也许，‘共生’在这里，首先得是这些老师傅和他们自己的手艺、自信‘共生’起来。”张玥在回程的火车上对高晋总结道，“然后，才是手艺和市场的共生，他们和更广阔世界的共生。急不得。”
就在张玥于北方艰难培土的同时，陈涛所在的学校，那套《校企合作项目校内备案与评估指引（试行）》在磕磕绊绊中运行了一个学期后，迎来了第一次校级评估总结会。陈涛拿着厚厚的数据报告和分析，心情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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