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晋将“花园外的对话”这个念头付诸行动，并非易事。陈涛、李明、张玥分处不同城市，各自的日程被系统赋予的任务塞得满满当当，且三人此前并无直接交集。但高晋相信，这种跨越领域、剥离了正式身份的交流，对于他们理解自身处境、寻找新的可能性至关重要。他以“非正式实践者学习网络”的名义，借助所在机构的柔性平台，精心策划了一次小范围的、封闭式的周末研讨。
地点选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一座江南古镇，一座由老宅改造的僻静茶舍。没有会标，没有议程，只有高晋草拟的几个开放式问题，提前发给了三位参与者：“1. 当你感到实践中最核心的部分正在被系统简化或扭曲时，那种感受具体是什么？你如何描述那可能失去的‘核心’？2. 你目前采取了哪些策略来保护或调适？其中哪些有效，哪些遇到挫折？3. 如果有一个‘理想’的支持环境（而非规训环境），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五傍晚，三人先后抵达。初见的寒暄略带拘谨，彼此的身份标签（教授、企业高管、基层社工）像一层无形的膜。但随着几杯清茶下肚，在高晋温和的引导下，对话开始触及实质。
陈涛首先谈起他的“三问”被转化为“三强化”的经历。“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提供稀有食材的农夫，”他自嘲地比喻，“系统这个大厨，把我提供的带着泥土和虫眼的有机蔬菜，迅速洗净、切割、塑形，做成了符合宴会标准、口味统一的冷盘。营养或许还在，但那种土地的气息、生长的痕迹，全没了。他们需要的是‘可管理’的食材，而不是会改变宴会生态的‘活物’。”
张玥深有同感，她描述了“共生社”故事被提炼、工友讲述被排练的过程。“我们就像一棵野生的果树，现在被要求只结大小均匀、色泽漂亮的果子，好拿去展览。那些长得歪的、小的、有疤痕的果子，要么被藏起来，要么被直接剪掉。可是，那些‘不标准’的果子，有的可能特别甜，有的籽还能长出不一样的树苗。我们担心的不是修剪，而是被要求只按一种方式生长。”
李明则从企业的角度，分享了“双轨制评估”受挫的郁闷。“华芯像一艘高速航行的巨轮，KPI是引擎和舵。我们现在想在甲板上开辟一小块生态园，种点不一样的植物，希望它们的长势也能被计入航行贡献。但大副（人力资源）和船长（高层）首要关心的是航速和方向不偏。生态园里植物长得好，他们或许会欣赏，但一旦觉得它影响了水手抢风帆、擦甲板（完成硬指标），或者分配淡水（奖金）时引起争执，他们第一反应可能是把生态园拆了，或者至少严格限制其规模。我们想证明生态园能吸引信鸽、预测天气（长期生态价值），但这需要时间，而巨轮每季度都要报航程。”
不同的比喻——农夫与厨师、野果树与园丁、巨轮与生态园——却揭示了惊人相似的困境：系统的“理性化”与“效率化”逻辑，对实践本身所必需的“多样性”、“过程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排斥与压制。
随着夜色渐深，谈话的氛围更加放松，开始转向彼此的策略与挫折。
张玥分享了他们构建“防火墙”（专人应对规范）和“缓冲区”（坚守一线服务）、保留“真实性评估会”和“非展示空间”的做法。“这些像给野生果树搭的简易棚架，既让它能晒到政策的阳光，又能多少挡一点过度修剪的风。最难的其实是内部的心态，当上级的认可和资源进来后，有些最早一起干的伙伴，也开始不自觉地去琢磨怎么‘结出更漂亮的果子’，而对照料那些‘歪果子’失去耐心。保持初心，有时需要不断和自身内部出现的‘驯化倾向’作斗争。”
李明对此感慨良多：“我们团队也有类似情况。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或认同长期生态的价值，尤其在硬指标压力下。我现在的策略是‘向上渗透’和‘向下播种’并行。向上，努力把‘生态’从战术话语提升为战略话语，争取改变游戏规则；向下，在团队里寻找和培养那些天然有联结意识、看重长期关系的‘种子’，给他们空间，让他们的小成功被看见，慢慢形成示范。”
陈涛则谈到了他的“话语双层结构”带来的疏离感。“有时感觉自己像个双面间谍。在正式场合说一套‘安全’的话，在私下小圈子说另一套‘真实’的话。这能保护自己，也能有限度地产生影响，但久了也会疲惫，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最终被‘安全’的话语所同化，忘了那些‘真实’的问题。我现在更着力于寻找和培养学生、年轻学者中的‘同道’，希望他们是能听懂两种语言，并愿意在将来去冒险翻译、去实践的人。”
挫折的部分同样坦诚。陈涛提到他的深度案例分析文章影响范围有限；李明坦言推动战略升级阻力重重，公司内部更关注眼前的市场份额和利润；张玥则透露，“合作共建”的谈判非常艰难，国有公司倾向于控股和标准化管理，对他们坚持的工友治理模式不理解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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