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海拂袖而去后的第四十八小时，《龙门复兴》计划草案的“金融改革与风险防控”章节，正遭遇着比基建领域更隐蔽、更复杂的阻力。
高晋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内部研讨会的文字记录摘要。这场闭门会议没有邀请规划委参加，但相关动态仍通过特殊渠道，实时呈现在他眼前。
记录显示，央行副行长兼金稳委办公室主任赵立峰，在会上对计划草案中关于“建立穿透式金融监管体系”、“逐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设置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动态缓冲区间”等条款，提出了“需进一步斟酌”的建议。
“……改革方向是正确的，”赵立峰的发言被谨慎地记录着，“但节奏和力度，必须充分考虑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和当前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特别是隐性债务化解，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易引发市场误读和局部风险暴露。建议采取更渐进、更柔性的表述。”
建议本身措辞专业、态度委婉，但高晋读出了背后的潜台词：金融系统固有的谨慎——或者说惰性——正在试图柔化、延缓那些可能触动深层利益格局的改革措施。赵立峰背后，站着的不只是他个人，更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体系，这个体系习惯于按照自己的节奏和逻辑运行。
几乎同时，秘书送进来一份来自南方某经济大省的内部简报。简报以“地方金融办调研反馈”为名，委婉表达了对新计划中“强化中央对地方金融监管事权”、“建立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与预警平台”等内容的“关切”，认为这“可能影响地方运用金融工具发展经济的灵活性和积极性”，并“建议给予地方更多自主探索空间”。
一个从中央监管机构发出温和阻力，一个从地方利益角度提出柔性诉求。上下呼应，看似都是从“稳妥”、“实际出发”，实则是在关键改革的外围构筑缓冲带。
高晋关掉屏幕，靠进椅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其改革能否突破，直接关系到整个计划能否真正“驱动”起来。与基建领域那种相对具象的“项目之争”不同，金融博弈更多在规则、数据、预期和信心的无形战场上展开。对手更聪明，手段更迂回。
他必须破局，而且要用一种既能彰显决心、又能控制风险、还能团结大多数的方式。
三天后，一场规格极高、范围极小的“金融改革专题吹风会”，在规划委那间高度保密的起草小组楼层会议室举行。与会者除了高晋和起草小组核心成员，只有四人：央行行长周正民、银保监会主席陈帆、证监会主席吴天青，以及——出乎一些人意料——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正部级）的赵立峰本人。没有繁文缛节，没有记录人员，只有纸笔和高度保密的通信屏蔽装置。
“各位都是金融领域的掌舵人，时间宝贵，我们开门见山。”高晋主持开场，目光平静地扫过在座每一位，“《龙门复兴》计划，金融部分是心脏起搏器。起搏器不够力，或者节奏不对，整个机体就活络不起来。草案里的相关条款，想必各位都仔细看过了。今天请诸位来，不是要说服，而是要一起解决问题——解决那些让各位觉得‘需要斟酌’、感到‘关切’的真问题。”
他首先看向赵立峰：“立峰主任在内部会上提到节奏和承受力的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今天不回避它。请立峰主任具体谈谈，如果按照草案目前的力度推进穿透式监管和隐性债务化解，您预估的最大风险点在哪里？触发条件是什么？金融市场最可能做出哪些过度反应？”
直接点名，直面问题。赵立峰微微一怔，他没想到高晋不仅知道了内部会上的发言，而且如此单刀直入。在几位金融巨头注视下，他无法再以原则性措辞应对，只能进入专业细节：“……比如，对部分复杂资管产品的穿透要求，可能在短期内导致一些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债务化解若口径过紧、信号过强，不排除个别财政脆弱地区出现再融资困难，甚至引发区域信用收缩……”
高晋认真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等赵立峰说完，他没有反驳，而是转向周正民：“周行长，从央行角度看，对于立峰主任提到的这些潜在风险，我们的货币政策工具箱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有多少预置手段可以对冲？反应时间窗口有多长？”
周正民沉思片刻，条分缕析地给出了央行的工具箱选项和预期效果。高晋又依次询问陈帆和吴天青，从银行保险监管和资本市场监管角度，如何协同防范风险传导。
问题在深入，对策在汇聚。高晋像一位冷静的主刀医生，引导着专家们共同会诊，将模糊的“风险担忧”拆解成具体的技术环节和应对预案。
“好，”等一圈问询结束，高晋放下笔，“风险看到了，应对的工具和思路，各位也提供了。那么，回到原点——如果我们因为这些风险的存在，就弱化改革力度、放慢改革步伐，结果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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