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个新成员的加入，让辽河滩边这座破旧仓库，瞬间变成了一个拥挤、嘈杂却又生机勃勃的营地。
地铺从墙角一直蔓延到仓库中央，用捡来的硬纸板和旧被褥简单铺垫。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年轻身体的气息、炉火燃煤的硫磺味，以及大锅炖煮土豆白菜时那股单调却踏实的食物味道。仓库的一角，用破木板隔出了一个更狭小的空间，算是李维和我的“房间”——其实只是多了半张旧屏风，勉强保留一丝可怜的隐私。
训练从第二天凌晨五点，辽河滩还笼罩在浓重的、化不开的黑暗与湿冷雾气中时，就开始了。
我拄着手杖，站在仓库门口。深秋的寒风毫无阻碍地穿过我单薄的夹克，刀子一样切割着皮肤，带来刺骨的痛感。膝盖的旧伤在低温下发出隐晦的警报，胸腔里那股系统维持的暖意，似乎也被寒气侵蚀，变得稀薄。但我的背挺得笔直，目光扫过面前在寒风中瑟缩却努力站成两排的十八个少年。
陈启站在最前面，他身后是那十五个从“宏图”被扫地出门的队员，大多面黄肌瘦，眼神里还残留着被抛弃的惊惶和长途跋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豁出去的执拗。杨小山、赵小雨、王海站在另一侧，经过省城一役的洗礼和这段时间的严苛打磨，他们身上多了几分沉静和锐利，像三把初步开刃的刀。
“全运会，还有不到四个月。”我的声音不大，但在黎明前死寂的河滩上，异常清晰，带着金属般的冷硬，“你们的目标，不是去凑数，不是去‘见见世面’。”
我顿了顿，手杖指向雾气弥漫、坑洼不平的煤渣跑道尽头，那里，辽河黑色的水流无声涌动，对岸化工厂的灯火在雾中晕成一片模糊的光团。
“我要你们，把陈明从他偷来的座位上，拽下来。我要你们，用你们的脚，踩碎‘宏图’那块招牌。我要你们，把本该属于‘宏伟’，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一场，一场，给我夺回来！”
没有慷慨激昂的动员，只有最赤裸的目标，和最直接的恨意。我看到陈启的拳头猛地攥紧，指节发白。看到他身后，那十五个少年的呼吸骤然粗重，眼睛在黑暗中亮得吓人。杨小山的嘴唇抿成一条锋利的线，赵小雨微微抬起了下巴，王海则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凛冽的、带着煤渣和河腥味的空气。
“但凭你们现在，”我的声音陡然转冷，像冰碴子，“连站在全运会起跑线上的资格都没有。”
“从今天起，这里没有师兄师弟，只有能跑和不能跑。训练计划，按我的来。撑不住的，自己滚蛋，别浪费粮食，也别浪费其他人的时间。”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十八个声音，参差不齐，却带着一股破釜沉舟的狠劲，撕裂了河滩的寂静。
训练，真正的地狱，开始了。
我结合系统提供的、超越这个时代的前沿训练理念，以及我记忆深处、最扎实也最残酷的“土法”训练，为每个人量身打造了炼狱般的计划。没有精密的仪器监测心率血氧，我就靠眼睛观察他们的面色、呼吸频率、跑动姿态，靠脉搏和简单的计时来衡量强度。没有先进的力量训练器械，杠铃片、废轮胎、沙袋、甚至彼此的身体，就是最好的负重。
天不亮的长距离耐力跑，在崎岖不平的辽河滩涂上进行。深一脚浅一脚，冰冷的泥水灌进破旧的鞋子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我跟在他们后面，拄着手杖，走不了太快，但我用眼睛看，用嘶哑的声音吼，逼着他们保持节奏，控制呼吸，在最想放弃的时候，把步子迈出去。
上午是技术和速度训练。在修整过的煤渣跑道上，一遍遍重复起跑、加速、途中跑、弯道技术。我像个最苛刻的工匠，拿着手杖当教鞭，纠正他们每一个细微的错误：摆臂角度高了半寸，落地重心偏了半分，呼吸的节奏乱了一丝。汗水混合着煤渣的粉尘，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冲刷出一道道污痕。
下午是力量、核心和更加变态的专项耐力。在仓库里，在河滩上，扛着废轮胎奔跑，背着沙袋蛙跳，在简陋的单杠上练习悬垂举腿直到力竭。傍晚，是雷打不动的混合氧训练，变速跑，冲刺跑，直到最后一个人瘫倒在煤渣上，像离水的鱼一样张大嘴，连呕吐的力气都没有。
老婆李维成了所有人的“后勤总管”兼“队医”。那十万奖金，在她精打细算到近乎抠门的操持下，勉强支撑着这十八张嘴和最基本的需求。伙食依旧简陋，但至少每天能见到一点油星，偶尔能吃到一点廉价的鸡蛋白。她托人从乡下收来最便宜的草药，熬成黑乎乎的药汤，逼着每个人喝下去，说是“祛湿强筋”。谁有了磕碰拉伤，她就用最土的办法，揉，搓，敷，眼神专注得像在对待最精密的仪器。
训练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暗箭。
陈明的报复，从未停止，反而因为全运会的临近，变得更加阴险和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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