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出了母亲死刑案的全部原始材料，那些泛黄的纸张散发着陈旧而绝望的气息。
他终于找到了那份被他自己尘封多年的关键证据——一份狱中笔录。
那是他当年以实习律师助理的身份，违规录下的。
母亲隔着探视玻璃，最后一次看着他，眼神平静得可怕，她说：“阿溯，我不是杀人犯，我是被‘茧’选中的人。记住这个名字，但不要去碰它。”
“茧”。
这个词像一枚毒刺，扎在他心里许多年。
因为证据的获取方式涉嫌违规，一旦提交，不仅无法作为有效证据，甚至可能让他失去律师执业资格。
当年的他，选择了妥协和沉默。
如今，他看着这份笔录，指尖微微颤抖。
他不再是那个无力反抗规则的青年。
他将所有材料重新整理，附上一份逻辑严密、措辞锋利的法律意见书，每一个字都在叩问当年的审判程序。
他准备绕开常规渠道，直接向省监察委员会提交再审申请。
他要用规则，去打破规则制造的牢笼。
几天后，一场全国性的司法心理研讨会在本市召开。
苏砚的妹妹苏棠，作为新生代心理咨询师代表，站在了演讲台上。
她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裙，声音温柔而坚定：“我们常常将创伤视为一种缺陷，一种需要被修复的疤痕。但我认为，创伤不是缺陷，它是我们为了活下来，而奋力搏斗过的证明。”
话音刚落，台下一位资深专家推了推眼镜，语气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审视：“苏老师的观点很有诗意，但这是否是一种对痛苦的过度浪漫化？对于那些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受害者家属，这种‘证明’会不会成为他们自我惩罚的借口？”
尖锐的问题让全场气氛一滞。
苏棠握着话筒，正要回答，会场后门却突然被推开。
裴溯走了进来，径直走向发言席。
主持人显然有些意外，但还是立刻介绍道：“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裴溯律师。”
裴溯没有看任何人，目光仿佛穿透了时空，落在虚空中的某一点。
他接过话筒，声音低沉而清晰：“我无法从心理学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想分享一个案例。”
“一位法医，国内最顶尖的法医之一。七年前，她的妹妹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七年来，她每天用同一把解剖刀工作，用同一只摔碎后又粘好的陶瓷杯喝水，每天上班前对着镜子说同一句话：‘你失败了’。”
全场瞬间陷入死寂。
苏砚正通过网络直播看着这一幕，当听到“摔碎后又粘好的陶瓷杯”时，她的心脏猛地一缩，仿佛被人狠狠攥住。
那只杯子……他怎么会知道？
裴溯的声音在寂静的会场里回响，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苏砚的心脏：“有人说她偏执，有人说她病态。但她不是。她只是不肯让她的妹妹，在她自己的世界里，‘死第二次’。她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当年的失败不是一个可以被浪漫化的‘证明’，而是一个尚未填补的黑洞。只要这个黑洞还在，她就无权获得宽恕，更无权遗忘。”
直播画面里，苏棠怔怔地望着裴溯，眼眶微微泛红。
而屏幕前的苏砚，只能听见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一声又一声，震耳欲聋。
第二天，一份打印稿被专人送到了苏砚的办公桌上。
是裴溯向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辩护词副本。
她一页页翻过，那些冷静克制的法律条文背后，是汹涌的情感与决绝的意志。
在辩护词的末尾，她看到了一段手写的话：
“本案不仅关乎一位母亲的清白，更关乎一个女孩是否能在七年后，终于允许自己相信——有人会为她打破规则。”
信封的背面，是裴溯龙飞凤舞的字迹：“这次，我替你说。”
苏砚捏着那张纸，指节泛白。眼眶灼热，却流不出一滴泪。
风暴在无声中酝酿，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爆发。
陈东那边传来了决定性的消息。
他们通过追踪基金会一条隐秘的资金流，锁定了最后一名核心成员的位置——市郊一座废弃的疗养院。
资料显示，此人正是当年“认知重建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也是最接近“茧”组织核心的活证人。
警方迅速制定了突击抓捕计划。
行动前夜，裴溯找到了陈东，态度坚决：“我必须跟你们一起去。”
“不行，太危险了！”陈东一口回绝。
“他认识我母亲，”裴溯的眼神里没有丝毫退让，“我必须亲眼看着他，听见我说出那句话。”
最终，陈东妥协了。
突击行动异常顺利，对方似乎并未预料到会这么快暴露。
当警察破门而入时，那位头发花白、面容枯槁的研究员正试图将一块硬盘丢进强酸溶液里。
说时迟那时快，裴溯一个箭步冲了过去，不顾一切地伸手去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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