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望向河面。水波荡漾，映着初秋湛蓝的天空。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
但他的刑警本能已经在嗡嗡作响。一个22岁的酒店服务员，第三次流产手术同意书，与有家室的男人纠缠，和父亲决裂，失踪三天后，出现在清晨的护城河边，被人从背后勒死。
“小苏，”他说，“把那张流产同意书的照片发回队里，让他们立刻排查全市所有妇科医院、诊所，重点找近两年内做过三次以上流产手术、年龄22岁左右、姓林的女性。”
“是。”
“还有，”陈志刚的目光落在被抬上担架的裹尸袋上，“查林晓雨的通话记录、社交关系、银行流水。一个年轻女孩在城里独自生活，突然死亡，总会留下痕迹。”
“那她父亲……”
“按程序来。但通知队里，暂时别告诉他同意书的事。”陈志刚顿了顿，“等DNA比对结果出来再说。”
苏小曼点头，正要转身，陈志刚又叫住了她。
“另外，”他的声音压得更低，“查一下规划局、税务局、还有附近几个有可能‘当官的’单位，有没有中年男性，最近行为异常，或者请假、出差。”
“您怀疑是那个情夫？”
“一个22岁的女孩，以这种方式死在这里，”陈志刚望向对岸那些高档住宅楼的玻璃幕墙，它们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要么是感情纠纷，要么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或者两者都是。”
一阵风吹过，河边的芦苇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微的耳语。
就在这时，陈志刚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微变。
“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他对苏小曼说：“技术科在尸体下方的泥里，又挖出点东西。不是凶器。”
“是什么？”
“一部手机。关机状态，装在防水袋里。”陈志刚的眼神锐利起来，“但不是死者的——死者包里有一部手机，已经找到了。这是第二部。”
苏小曼一怔：“凶手的？”
“或者，”陈志刚拉开车门，“是有人想让这部手机，和尸体一起被发现。”
警车驶离公园时，林大勇还坐在后座，脸贴在车窗上，死死盯着河边那片已经被警戒带围起来的芦苇丛。他的嘴无声地张合，像是在重复某个名字。
老黑突然冲着河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凄凉的哀嚎。
上午九点半，市局刑警队，会议室。
投影仪上播放着现场照片。陈志刚站在前面，手指敲了敲其中一张——那半个模糊的鞋印特写。
“菱形交叉纹，初步判断是某品牌休闲鞋，售价在八百到一千二之间。不算奢侈品，但也绝非地摊货。”他切换图片，显示那几根深蓝色纤维的显微镜图像，“纤维分析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应该是羊毛混纺，质地不错。”
苏小曼补充：“死者林晓雨的手机已经送技术科恢复数据。她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是前天晚上七点二十三分，通话时长两分十一秒，对方号码是……”
她报出一串数字。
“查了，是一张不记名的临时卡，最后一次信号基站定位在城西区，但那边是商业区，人流量大，很难锁定具体位置。”苏小曼继续说，“手机的聊天软件记录被删除得很干净，技术科正在尝试恢复。”
陈志刚点点头，又调出那张流产同意书的拼合照片。“医院排查有进展吗？”
负责这项工作的老刑警王勇站起身：“我们筛了全市十七家能做流产手术的医院和诊所。符合‘22岁、林姓、近两年三次手术’条件的，目前只有一个——市妇幼保健院去年十月的一份记录，患者林晓雨，22岁，第三次手术。但当时登记的联系电话已经停机，地址是出租屋，房东说人早就搬走了。”
“接诊医生还记得吗？”
“记得。她说对这个姑娘印象很深，因为第三次手术风险已经很大，她和另一位医生都反复劝过，但患者坚持要做，说是‘没办法’。陪同来的男人大概四十多岁，戴眼镜，话不多，全程就说了句‘听医生的，做安全的那种’，然后就去缴费了。”
“有监控吗？”
“医院说门诊区的监控只保留三个月，已经覆盖了。”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
陈志刚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林晓雨、22岁、酒店服务员、三次流产、中年男人、不记名电话、高档鞋印、羊毛纤维。
“现在的线索很散，”他说，“但指向性很明显。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和一个经济条件不错、有家室、且不愿负责的中年男人纠缠。女孩第三次流产后，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是身体原因不能再流产，也许是心态变了，想要个结果。于是矛盾激化。”
他顿了顿，笔尖点在“不记名电话”上：“而这个男人，谨慎到用临时卡联系。要么是职业习惯，要么是早有防备。”
“陈队，”苏小曼举手，“那部多出来的手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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