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望向河面。水波荡漾,映着初秋湛蓝的天空。一切看起来平静如常。
但他的刑警本能已经在嗡嗡作响。一个22岁的酒店服务员,第三次流产手术同意书,与有家室的男人纠缠,和父亲决裂,失踪三天后,出现在清晨的护城河边,被人从背后勒死。
“小苏,”他说,“把那张流产同意书的照片发回队里,让他们立刻排查全市所有妇科医院、诊所,重点找近两年内做过三次以上流产手术、年龄22岁左右、姓林的女性。”
“是。”
“还有,”陈志刚的目光落在被抬上担架的裹尸袋上,“查林晓雨的通话记录、社交关系、银行流水。一个年轻女孩在城里独自生活,突然死亡,总会留下痕迹。”
“那她父亲……”
“按程序来。但通知队里,暂时别告诉他同意书的事。”陈志刚顿了顿,“等DNA比对结果出来再说。”
苏小曼点头,正要转身,陈志刚又叫住了她。
“另外,”他的声音压得更低,“查一下规划局、税务局、还有附近几个有可能‘当官的’单位,有没有中年男性,最近行为异常,或者请假、出差。”
“您怀疑是那个情夫?”
“一个22岁的女孩,以这种方式死在这里,”陈志刚望向对岸那些高档住宅楼的玻璃幕墙,它们在阳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要么是感情纠纷,要么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或者两者都是。”
一阵风吹过,河边的芦苇沙沙作响,像是无数细微的耳语。
就在这时,陈志刚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听了两句,脸色微变。
“知道了,我们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他对苏小曼说:“技术科在尸体下方的泥里,又挖出点东西。不是凶器。”
“是什么?”
“一部手机。关机状态,装在防水袋里。”陈志刚的眼神锐利起来,“但不是死者的——死者包里有一部手机,已经找到了。这是第二部。”
苏小曼一怔:“凶手的?”
“或者,”陈志刚拉开车门,“是有人想让这部手机,和尸体一起被发现。”
警车驶离公园时,林大勇还坐在后座,脸贴在车窗上,死死盯着河边那片已经被警戒带围起来的芦苇丛。他的嘴无声地张合,像是在重复某个名字。
老黑突然冲着河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凄凉的哀嚎。
上午九点半,市局刑警队,会议室。
投影仪上播放着现场照片。陈志刚站在前面,手指敲了敲其中一张——那半个模糊的鞋印特写。
“菱形交叉纹,初步判断是某品牌休闲鞋,售价在八百到一千二之间。不算奢侈品,但也绝非地摊货。”他切换图片,显示那几根深蓝色纤维的显微镜图像,“纤维分析结果还没完全出来,但应该是羊毛混纺,质地不错。”
苏小曼补充:“死者林晓雨的手机已经送技术科恢复数据。她最后一条通话记录是前天晚上七点二十三分,通话时长两分十一秒,对方号码是……”
她报出一串数字。
“查了,是一张不记名的临时卡,最后一次信号基站定位在城西区,但那边是商业区,人流量大,很难锁定具体位置。”苏小曼继续说,“手机的聊天软件记录被删除得很干净,技术科正在尝试恢复。”
陈志刚点点头,又调出那张流产同意书的拼合照片。“医院排查有进展吗?”
负责这项工作的老刑警王勇站起身:“我们筛了全市十七家能做流产手术的医院和诊所。符合‘22岁、林姓、近两年三次手术’条件的,目前只有一个——市妇幼保健院去年十月的一份记录,患者林晓雨,22岁,第三次手术。但当时登记的联系电话已经停机,地址是出租屋,房东说人早就搬走了。”
“接诊医生还记得吗?”
“记得。她说对这个姑娘印象很深,因为第三次手术风险已经很大,她和另一位医生都反复劝过,但患者坚持要做,说是‘没办法’。陪同来的男人大概四十多岁,戴眼镜,话不多,全程就说了句‘听医生的,做安全的那种’,然后就去缴费了。”
“有监控吗?”
“医院说门诊区的监控只保留三个月,已经覆盖了。”
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
陈志刚在白板上写下几个关键词:林晓雨、22岁、酒店服务员、三次流产、中年男人、不记名电话、高档鞋印、羊毛纤维。
“现在的线索很散,”他说,“但指向性很明显。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和一个经济条件不错、有家室、且不愿负责的中年男人纠缠。女孩第三次流产后,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许是身体原因不能再流产,也许是心态变了,想要个结果。于是矛盾激化。”
他顿了顿,笔尖点在“不记名电话”上:“而这个男人,谨慎到用临时卡联系。要么是职业习惯,要么是早有防备。”
“陈队,”苏小曼举手,“那部多出来的手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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