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像被拧紧了的发条，只剩最后三十分钟。
第二日的考场冷得出奇。空调的低鸣与墙上电子钟的红光叠成一道看不见的压力，压得人胸口发紧。第六题那一页白得刺眼，像一面竖起的绝壁，挡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前。
超过九成的答题区仍旧一片空白。有人干脆把整页摊平在桌面上不再触碰；有人机械地把前五题从头到尾翻检一遍，又一遍；也有人目光空茫地盯着桌沿，仿佛在等待一声宣判。纸被翻动的“哗啦”偶尔响起，很快又被寂静吞没。
E国的安德烈双手扣住发根，指节用力到泛白，一缕金发被揉得蓬乱。他的第六题只留着零碎的笔划与被划掉的痕迹，像战后的荒地。视线不受控制地想往斜前方飘，他却硬生生把自己盯回空白纸面，喉结滚动，吞下一口干涩的气。
傅宇哲握笔的虎口起了微小的颤，他试着从不同方向去“撬动”题干，却一次次撞在看不见的弹性壁上，力气被回弹得支离破碎；楚月的指尖冰凉，她把草稿纸摊了又摊，所有路径都像在雾里，刚迈出去半步便失了踪影；石磊写下的每一行都沉甸甸，最终还是被他严酷地划掉，铅灰堆成一小片乌云；李佳宁、孙一鸣用掉的纸叠成了小山，山脚下又抽出一页洁白，徒劳地再试一次。
评审与各队领队在监控室前屏息观看。有人低声道：“这题怕是要创纪录。”有人摇头：“不是出格，是踩在可接受的边界之上。”中国队总教练没说话，只盯着那个熟悉的背影——背脊一直挺直，笔从不做无谓的游移，要么稳稳写，要么安静停。
媒体的图文直播评论也慢了下来，不同语言的叹息与问号在屏幕上缓慢浮沉：“太难了。”“谁都没写？”“这题可能空着。”国内的深夜，明德高中的自习室还亮着几盏台灯，几位学弟学妹抱着抱枕，盯着那一行行文字跳动；门卫室的电视音量被调到最小，霓虹“欢迎冠军凯旋”的红字在夜风里一暗一明。
——绝境，诚如其名。
就在这所有人都在后撤、在自我缝补分数的最后半小时，林晚照合上了眼。
她像把周围的声浪一层一层滤去，把心底那块平整的石板又擦了一遍。喧哗远退，寒意远退，只剩一种安静、清澈、像深水一样的专注从胸腔里缓缓升起。她在黑暗里“看见”了题目——不是字句与符号，而是它真正的骨架：一条被迷雾遮住的路径，一道被悄悄藏起的门。
她睁开眼的那一瞬，眸底像有星火一闪而逝。
她找到了。
不是撞运气的“灵光一现”，而是把所有徒劳的路一条条排除了之后，必然会浮出来的那条唯一的线。纠缠的线头忽然松开，一个被题目刻意藏起的小小“对称”、一处极细的“缝”，在她心里同时亮了起来——像被人悄悄递到掌心的一把钥匙，冰凉、精准、恰到好处。
笔落纸起，沙沙作响。
她没有抽回草稿纸，也没有再去翻动任何一页。所有需要确认的推演与检验早在那一分钟的沉默里完成。此刻她只负责把心里已经明晰的路径，一寸不差地落在纸上。字迹依旧，速度却比平日更快一点，像河道在雨季里涨高的水——不狂，不急，势不可当。
隔座的北欧少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势”。他忍不住抬头，一眼便看见那支笔在白纸上快速延展，像在地面划开一条直达终点的轨迹。他愣了两秒，手心更凉了一层。
窃窃的气流在考场里蔓延。有人侧目，视线匆匆从她身上掠过，又迅速缩回——不是出于窥探，而是一种本能的敬畏。安德烈像被针扎了一下，猛地抬头。那背影没有任何张扬，却把他的胸腔猛地一拽。那种感觉很复杂：像被人拽回水面吸了口气，又立刻被事实按回水下。
监控屏前，总教练的手忽然从桌沿上抬离，像被轻轻解开了一圈绷带。他没有欢呼，只是微微前倾，目光追着屏幕上那道熟悉的线。旁边的教练一声压低的“来了”，像一颗石子丢进水里，涟漪悄悄向四周散开。
时间——最后十分钟。
考场内的“沙沙”声稀稀落落，她的笔却没有停。即使外头有人起身交卷，椅脚在地毯上拖出极轻的摩擦，她也仿佛没听见。她只在必要处做最少的停顿，像匠人给木器打最后一道蜡，把每一个角从“对”打磨到“更对”。
最后五分钟，她的线条收束。末尾空出的一小块白，静静等着一个句点。她抬眸，呼出一口极轻的气，像把胸腔里的最后一缕寒意也吐掉。然后，稳稳地落下两个干净的字符：
——“?”。
铃声恰好在这一瞬间响起。
考场像被人按了暂停键。有人僵在半个动作里，有人失神一瞬，才缓慢把笔放下。没有人说话，目光却不受控制地聚向同一个方向。那不是围观，是一种被事实强迫的承认——在所有人都被同一道墙拦住的时候，有人找到了门。
她把纸面抚平，端端正正叠好，递交时的动作一如首日：从容、礼貌、不拖泥带水。她起身、离席，步伐稳，背影直，没有任何胜利者的挑衅。她与仍在原地的人擦肩而过时，没有看任何一张脸，也没有回避任何视线。她只是走，像每一次从图书馆回宿舍那样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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