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仪的手指在地图上缓缓移动，从溃堤点向上游划去。“这里，还有这里，需要建分洪区。洪水来了，先往这里引，保住下游村庄。”她的指尖沾了炭灰，在地图上留下淡淡的痕迹。扶苏站在她身边，目光随着她的手指移动。窗外，以工代赈的工地已经开工，号子声、夯土声、锯木声混杂在一起，像一首粗糙但充满力量的歌。远处，黄河在阳光下泛着浑浊的金光，依旧汹涌，但岸边上，已经有人开始打桩，开始运石，开始在这片疮痍的土地上，种下第一颗新生的种子。
临时规划棚里弥漫着泥土和木料的气味。
棚顶的茅草漏下几缕阳光，光柱里尘埃飞舞。地图摊在简陋的木桌上，是用粗麻布拼接缝制的，上面用炭笔勾勒出黄河沿岸的地形、村庄、旧堤坝的位置。地图边缘已经磨损起毛，但那些线条——刘仪亲手画的——清晰而坚定。
“分洪区要挖多深？”扶苏问。
“至少两丈。”刘仪的手指在溃堤点上游约五里处画了个圈，“这里地势低洼，原本就是沼泽。我们把它加深拓宽，做成一个蓄水池。洪水来时，先开闸引水进去，等主河道水位下降，再慢慢排出。”
她的声音平静，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
扶苏看着她。
刘仪的左臂还缠着绷带，但已经能自如活动。她的脸瘦了一圈，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两簇烧不尽的火。疫情控制后的这十天，她几乎没有休息。白天勘察地形，晚上画图计算，凌晨还在和秦越讨论药材储备和防疫善后。扶苏劝过她，让她歇一歇。她只是摇头。
“时间不够。”她说。
现在，她站在地图前，手指划过黄河的曲线，像将军在部署一场战役。
“加固旧堤只是治标。”刘仪说，“这次溃堤，根本原因是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洪水一来，压力全在堤坝上。所以，我们得治本。”
她指向地图上游的山区。
“这里，还有这里，要植树。”她说，“招募灾民上山，种耐旱耐涝的树种——榆树、柳树、沙棘。树根能固土，树冠能截留雨水，减缓地表径流。这是长远之计，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才能见效。但现在必须开始。”
扶苏沉默片刻。
“朝廷拨的专款，够吗？”
“不够。”刘仪直截了当，“但我们可以分阶段。先修分洪区，加固最危险的堤段。植树可以以工代赈——灾民上山种树，按棵计酬，发粮食发钱。树苗……我可以想办法。”
她顿了顿。
“我在咸阳的试验田里，培育了一批速生树苗。虽然不多，但可以移栽过来做种苗。另外，本地也有野生树种，可以采集种子，就地育苗。”
扶苏看着她，忽然笑了。
“你什么都想好了。”
刘仪也笑了，笑容里带着疲惫，但更多的是某种近乎亢奋的专注。
“不想好不行。”她说，“这次疫情，我们牺牲了人。孙医官，阿二……他们的血不能白流。如果我们只是把堤坝修回原样，等下一次洪水，下一次疫情……那他们的牺牲，就真的只是牺牲了。”
她的声音低下去。
棚外，工地的声音更响了。有人在喊号子，整齐划一：“嘿——哟——嘿——哟——”那是夯土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沉重而坚实。阳光透过茅草缝隙，照在地图上，照在刘仪的手指上。她的指尖还沾着炭灰，指甲缝里塞着泥土。这十天，她走遍了灾区每一寸土地，测量水位，勘察土质，记录植被。晚上回到营地，就着油灯画图计算，算到眼睛发花，算到手指抽筋。
现在，这张地图上，每一个标记，每一个箭头，都是她用脚走出来的，用眼睛看出来的，用脑子算出来的。
“这套方案……”扶苏看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注，“朝中那些老臣，恐怕会反对。”
“我知道。”刘仪说，“他们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修堤就是修堤，挖河就是挖河。植树？那是几十年后的事，关他们什么事？分洪区？劳民伤财，不如多修几段堤坝。”
她的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冷静的陈述。
“所以，我们不能等他们批准。”她说，“我们先做。把方案公之于众，招募灾民开工。等他们看到成效，看到灾民有活干有饭吃，看到堤坝真的稳固了……他们自然就闭嘴了。”
扶苏看着她。
“你这是在赌。”
“我一直在赌。”刘仪说，“从穿越到秦朝那天起，我就在赌。赌我的知识有用，赌秦始皇愿意听，赌这个时代能改变。现在，不过是再赌一把。”
她抬起头，看着扶苏。
“你赌不赌？”
扶苏沉默。
棚外的阳光更烈了。工地的声音像潮水，一波一波涌进来。夯土声，锯木声，号子声，还有灾民们的说话声——不再是前些日子的哭泣和呻吟，而是某种粗糙的、带着希望的嘈杂。有人在笑，虽然笑声沙哑，但确实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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