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一九九七年六月，巴黎戴高乐机场。
下午四点的阳光从巨大的玻璃幕墙斜射进来，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光影。空气里有种混合的味道——咖啡的焦香、香水的甜腻、还有空调系统过滤后那种干净但略显干燥的气息。
林建国站在行李转盘旁，手紧紧抓着推车的把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他穿着件崭新的深蓝色夹克——是儿子特意给他买的，说是出国穿得体面些。但此刻他觉得自己像个误入别人家客厅的孩子，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周围是各色皮肤的人，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大屏幕上滚动着看不懂的文字和航班信息。行李转盘嗡嗡作响，一件件行李箱转出来，被不同的人取走。一切都陌生得让人心慌。
“爸，别紧张。”林修远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跟着我就行。”
林建国点点头，没说话。他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北京到哈尔滨，坐的是绿皮火车，硬座，一晚上。现在一下子飞到地球另一头，脚下隔着九千多公里，他觉得自己的魂儿好像还没跟上来。
李秀兰紧紧挨着丈夫，一只手抓着推车，另一只手挽着女儿的胳膊。她今天穿了件米色的针织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脸色有点苍白。每次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从身边走过，她都会不自觉地往女儿身后躲一躲。
林晓月倒是很兴奋。她今年二十五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法语，这次旅行她既是家人也是翻译。此刻她正踮着脚尖，在一堆行李箱里寻找自家的那个：“看见了吗？黑色的，上面系着红绳的那个……啊！在那儿！”
她小跑过去，吃力地把一个二十八寸的大箱子拖下来。林修远赶紧过去帮忙。
“哥，你看！”林晓月指着箱子侧面的一个小贴纸——那是出发前她贴上去的，画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旁边用中法文写着“北京-巴黎”。
“挺好的。”林修远笑了笑，把箱子放到推车上。
苏嫣然推着另一辆推车过来，车上放着两个小点的箱子和一个随身背包。她今天穿了条浅灰色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件薄开衫，看起来很从容。
“人都齐了？”她问。
“齐了。”林修远数了数，“五个箱子，一个背包。走吧，车在门口等着。”
一家人推着行李车往外走。林建国走在最前面，背挺得笔直，像是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李秀兰紧紧跟着，眼睛却忍不住左右瞟——机场商店橱窗里那些精致的点心、五颜六色的糖果、还有她不认识的品牌的香水瓶，都让她觉得新奇又陌生。
“妈，你看那个，”林晓月凑到母亲耳边，指着一家巧克力店的展示柜，“那是法国最有名的巧克力，叫‘歌剧院’。等咱们安顿下来，我给你买一块尝尝。”
“贵不贵啊？”李秀兰小声问。
“不贵不贵。”林晓月笑嘻嘻地说，“我哥请客。”
走出机场大门，六月的巴黎空气扑面而来。不像北京夏天那种干燥的热，这里的空气湿润温暖，带着青草和隐约的花香。阳光很亮，但不像北京的阳光那样刺眼，而是柔和地洒在皮肤上。
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路边。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法国人，会说一点简单的中文，看见他们出来，赶紧下车帮忙放行李。
“林先生，欢迎来到巴黎。”司机接过林修远递过去的小费，笑容更真诚了，“酒店已经安排好了，在第七区，离埃菲尔铁塔很近。”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林建国坐在窗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外面。田野、村庄、偶尔掠过的城堡式建筑、还有远处天际线隐约可见的城市轮廓……一切都和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北京不一样。田里的庄稼不是玉米小麦，而是一排排整齐的葡萄藤；农舍不是红砖灰瓦，而是尖顶的石砌房子；连天空的颜色，都好像比北京的蓝得更……清澈？
“爸，感觉怎么样？”林修远从前排回过头。
林建国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天……真蓝。”
就三个字，但里面包含了太多东西。
李秀兰也看着窗外，忽然轻轻“呀”了一声：“那是什么塔？”
所有人都顺着她的手指看去。远处，在巴黎城区的天际线上，一座铁塔的尖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枚插在大地上的银色长针。
“那是埃菲尔铁塔。”林晓月赶紧解释，“巴黎的标志，三百多米高呢。”
“那么高啊……”李秀兰喃喃道，“怎么建的？”
“用铁，一万八千多根铁件，二百五十万个铆钉。”林晓月如数家珍，“建了两年，一八八九年完工的。”
林建国听着，没说话。他脑子里在算：一万八千根铁件，二百五十万个铆钉……这得用多少工，费多少料？他们那个年代，建个三层楼都要动员全厂力量。人跟人，国跟国，真是不一样。
车子驶入市区。街道变窄了，两边是四五层高的老建筑，外墙是米黄色或浅灰色的石头，窗台上摆着鲜花，有些窗户还是古老的木百叶窗。咖啡馆把桌椅摆到人行道上，人们坐在那里，一杯咖啡，一份报纸，能坐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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