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把手机放回腿上，车里安静下来。他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打开电脑，重新调出那份安全事故清单。屏幕上三起事故被标成红色，旁边备注了家属的联系方式和孩子上学的学校名称。他盯着看了很久，手指在触控板上滑动，把每一条信息又核对了一遍。
他知道这些名字背后不是数据，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父亲从脚手架上掉下去，家里没了收入，孩子差点辍学；另一个工人摔死后，妻子一个人打两份工供女儿读高中。他们没人说话，也没人替他们问一句为什么。
他合上电脑，抬头看窗外。路灯还亮着，地面湿漉漉的，映着零星的光。大楼里的灯大多熄了，只有省公安厅办公楼的一层还有几间屋子亮着。他推开车门，走了进去。
值班的民警看见他，点头打了招呼。他没多说，径直上了楼，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桌上的座机响了。
“陈厅，楼下有位祁同伟同志要见您。他说您会让他上来。”
陈东顿了一下，“让他上来。”
不到两分钟，门被敲了三下。
“进来。”
门开了。祁同伟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夹克，领子有点磨边。他手里抱着一个牛皮纸袋，脸色发白，眼窝深陷，像是几天没睡好。但他站得直，目光落在陈东脸上，没有躲闪。
陈东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
祁同伟没动。他把手里的袋子放在桌上，双手按住边缘，声音低但清楚：“我带来了赵瑞龙境外资金流转的完整账本复印件。一共七十二页，涉及六家空壳公司，三条洗钱路径，其中两条经过离岸账户转到了海外地产项目。”
陈东没急着翻。他看着祁同伟。
“你确定要交这个？”
“我确定。”祁同伟点头，“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从今天起，我再也不是他们那边的人了。”
陈东慢慢伸手，打开档案袋，一页页翻看。字迹清晰，银行流水编号完整，转账时间、金额、对方账户都有记录。这不是拼凑的材料，是系统性整理过的证据。
“你是怎么拿到的？”
“我参与过一次资金调度。”祁同伟说，“当时是高育良授意，让我配合赵瑞龙处理一笔紧急转移。我留了副本。这些年一直藏在家里保险柜。我不敢用，也不敢毁，就一直压着。”
“现在为什么拿出来？”
祁同伟低头，手指捏紧了衣角。过了几秒，他抬头，“昨天我看了发布会的录像。那个记者问的问题，关于三个死掉的工人……我查了他们的资料。其中一个叫李大柱，老家在金州，老婆带着两个孩子住在镇上的一间平房里。大女儿今年考上职高，学费还是借的。他们到现在没拿到全额赔偿，也没人给他们一个说法。”
他停了一下，声音变轻，“我想起我自己。二十年前，我也姓祁，也穷，也想靠努力往上走。我在缉毒队的时候，不怕死，也不怕苦。有一次任务失败，战友牺牲了，我跪在地上背他回来。那时候我觉得，只要我还活着，就得对得起穿这身警服的人。”
陈东听着，没打断。
“后来我变了。我求权，求稳，求能护住家人。我做了很多违心的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我现在明白，我不是在保护谁，我是在害人。那些工人不是数字，他们是跟我当年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死了，连个名分都没有。”
他的声音开始抖，“我不想再错下去了。我要找回曾经的自己。”
说完这句话，他整个人松了下来，肩膀塌了一点，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
陈东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他面前。他伸出手，握住祁同伟的手腕。那只手冰凉，还在微微发颤。
“你不是在背叛谁，”陈东说，“你是在赎回自己。”
祁同伟的眼眶红了。他没低头，也没躲开视线。
“我会出庭作证。”他说，“我可以指认高育良下达过压案指令，也可以说明赵瑞龙如何通过企业行贿打通多个部门。我知道他们会反扑，也知道我的家人可能会受影响。但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连我都沉默，那这个世上就没人替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了。”
陈东点头，“你的安全我们会保障。程序上，我们会安排你作为关键证人进入司法流程。现在这份材料，我会立即加密上传到纪检系统，并同步给最高检专案组。”
祁同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放在桌上，“我家保险柜里还有原始凭证和录音备份。密码是六位数，0。这是我进缉毒队那天的日期。”
陈东收下钥匙，没再说多余的话。
两人坐在办公室里，开始逐条梳理证据链。陈东打开笔记本，把每一笔资金流向录入系统，标注关联人物和时间节点。祁同伟在一旁补充细节，语气越来越稳，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凌晨两点十七分，文件整理完毕。陈东按下发送键，屏幕上跳出“传输成功”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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