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只是将此次带来的货物全部投入，见瓦瓶依然有空余，便又拿出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一一投入。瓦瓶始终来者不拒，无论投入多少财物，都不见装满。王生的贪欲越来越强烈，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他听说宋州城中有一位富商，家中藏有大量金银珠宝，便深夜潜入富商家中，将富商的财物盗出，全部投入瓦瓶中。
此后，王生变得愈发贪婪，他利用瓦瓶的神奇功能，不断地囤积财富。他不仅盗取他人财物，还在经商过程中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将赚来的钱财全部投入瓦瓶。短短数月之间，他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积累的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之前十几年经商的所得。他整日将瓦瓶视若珍宝，日夜守护，生怕被他人夺走。
他的妻子见他变得如此贪婪，整日痴迷于瓦瓶，劝说他道：“夫君，当初大师曾告诫你，此瓶只能应急，不可贪得无厌。你如今这般疯狂敛财，恐怕会引来祸患啊。” 王生却不耐烦地说：“妇人之见！这瓦瓶是天赐的宝物，我不用它积累财富，岂不可惜？只要有了足够的钱财，我就能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怕什么祸患？” 妻子见他执迷不悟，也只能无奈叹息。
不久之后，王生打算将瓦瓶中的财物取出一部分，用于购置田产豪宅。然而，当他想要从瓦瓶中取财时，却发现无论如何也取不出来了。他用力摇晃瓦瓶，瓦瓶纹丝不动；他试图将手伸入瓶中，却发现瓶口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屏障堵住，根本无法伸入。王生心中大惊，这才想起僧人的告诫，顿时悔不当初。他对着瓦瓶痛哭流涕，不断忏悔自己的贪婪行为，但无论他如何哀求，瓦瓶都没有任何反应。
更让他绝望的是，没过多久，官府便找上门来。原来，他之前盗取富商财物、经商弄虚作假的事情，早已被人告发。官府经过调查，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将王生逮捕入狱。在审讯过程中，王生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包括遇僧得瓶、因贪盗财等全部经过。官府派人前往客栈搜查瓦瓶，却发现瓦瓶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破瓦罐，里面空空如也，之前投入的所有财物都不翼而飞。
最终，王生因盗窃、欺诈等罪名，被判处重刑，家产被全部没收，妻子也离他而去。他从一个腰缠万贯的商贾，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尝尽了牢狱之苦。在狱中，王生日夜反思自己的行为，终于明白：僧人的瓦瓶，既是避祸的宝物，也是考验人心的工具。它能保护知足之人的正当利益，却能惩罚贪婪之人的过度索取。自己之所以落得如此下场，并非因为遭遇了不幸，而是被心中的贪念所害。
这个故事很快在宋州城传开，后来又随着商贾的往来，传遍了江淮地区，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间寓言。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起 “钱货入瓶” 的故事时，都会感慨万千，以此告诫自己和家人：做人要知足常乐，不可贪得无厌；诚信是立身之本，贪婪是败亡之根。
四、历史传播：跨越千年的警示传承
“钱货入瓶” 典故自唐代诞生后，凭借其生动的情节、深刻的寓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传播，成为民间教化的重要素材，影响深远。
唐代是典故传播的初始阶段。除了《酉阳杂俎》《太平广记》等典籍收录外，由于唐代民间说书、变文等艺术形式盛行，“钱货入瓶” 被改编成通俗的说唱故事，在茶馆、酒楼等场所广泛传播。说书人在讲述时，会对故事情节进行加工润色，增加细节描写与对话冲突，使故事更加生动有趣，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同时，唐代佛教寺庙也会在法会等活动中，将这一典故作为 “因果报应” 的例证进行宣讲，进一步扩大了典故的传播范围。这一时期，典故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江淮、中原等商业发达地区，受众以商贾、市民为主，核心目的是警示商人诚信经营，远离贪念。
宋代以来，典故的传播渠道更加多元化。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使得《太平广记》等类书得以广泛流传，“钱货入瓶” 作为其中的经典故事，被更多人熟知。同时，宋代的话本、杂剧等通俗文学蓬勃发展，“钱货入瓶” 成为话本的重要题材之一。话本作者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生活化的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寓意更加贴近民众生活。例如，宋代话本《王生贪财失宝瓶》中，增加了王生妻子劝说、邻里议论等情节，强化了故事的道德教化功能。此外，宋代的启蒙教育中，也会将这一典故作为 “戒贪” 的素材，融入儿童教育中，让 “知足常乐” 的价值观从小根植于人们心中。
元明清时期，“钱货入瓶” 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度。元代杂剧、明代小说等文学形式的繁荣，为典故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元代剧作家关汉卿曾将其改编成杂剧《钱货入瓶记》，通过舞台表演的形式，让故事走进千家万户；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将 “钱货入瓶” 与其他民间故事并列，作为 “警世” 的重要篇章，强调 “贪痴嗔” 是人生三毒，警示世人戒除贪念。这一时期，典故的传播范围不再局限于商业地区，而是扩展到全国各个阶层，成为全民皆知的寓言故事。同时，典故还被纳入民间家训、乡规民约中，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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