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未居高位，也未建立惊天功业，甚至在晚年感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但他的品德——对理想的执着，对他人的宽容，对教育的热忱——却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精神标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思想更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影响了两千多年的社会伦理、政治制度、家庭教育。
如今，孔子已逝去两千五百多年，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谦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担当，仍在塑造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他的墓前，至今仍有无数人祭拜；他的思想，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立德”的力量——肉体早已化为尘土，精神却如日月，永远照耀人间。
2. 立功：以功业安邦定国——大禹与“九州同”的梦想
“立功”的极致，是为天下苍生解决根本难题，奠定长治久安的根基。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立功而不朽”的最佳注脚。
相传在尧舜时代，洪水滔天，“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百姓只能躲在山上，吃野菜、喝泥水，生死难料。尧派鲧治水，鲧用“堵”的方法，九年无果，被舜处死。舜又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禹接过治水的重任时，新婚才四天。他知道，治水不仅是任务，更是救万民于水火的使命。他改变了父亲“堵”的策略，改用“疏”——顺着水的本性，开凿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为了摸清地形，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走遍了天下的山川河流。
传说中，他在外治水十三年，三次路过家门都没进去。第一次，妻子刚生下儿子启，他听到婴儿的哭声，脚步顿了顿，却想到还有千万百姓在洪水中挣扎，狠心离去；第二次，启已经会走路了，看到他喊“父亲”，他只是挥了挥手，继续赶路；第三次，启已长大，拉着他的衣角想让他回家，他摸了摸儿子的头，说：“等洪水退了，爹就回来。”
十三年间，他“身执耒臿，以为民先”，手脚磨出了厚茧，小腿上的汗毛都被洪水和泥土磨掉了，脸晒得黝黑，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许多。但最终，他疏通了九条大河，筑起了九座大堤，让洪水归入大海，百姓得以回到平原，耕种土地，安居乐业。
治水成功后，禹又“定九州”——将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划定疆域，制定贡赋，为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舜晚年，将天下禅让给禹，正是因为他“平水土，定九州”的盖世奇功。
大禹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他，修建了禹庙，尊称他为“大禹”（“大”是“伟大”之意）。两千多年来，无论王朝更迭，“大禹治水”的故事始终被传颂，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心，“疏而非堵”的智慧，“身先士卒”的担当，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每当国家面临重大灾难——无论是洪水、地震，还是疫情——人们总会想起大禹，想起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功业精神。这便是“立功”的不朽：你解决的难题越根本，惠及的人越广，你的名字就越能穿透时光。
3. 立言：以思想启迪后世——司马迁与《史记》的“千古之绝唱”
“立言”的力量，在于用文字记录真相、传递思想，让后人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用一部《史记》，诠释了“立言不朽”的重量。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毕生梦想是写一部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的通史。司马谈临终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我们家世代为史官，你一定要继承遗志，写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书。”
司马迁牢记父亲的嘱托，二十岁便游历天下，考察历史遗迹：在汨罗江凭吊屈原，在曲阜瞻仰孔子庙堂，在沛县探访刘邦故里……他收集了无数一手资料，为着史做准备。然而，命运却给了他沉重一击。
公元前99年，李陵将军率五千步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震怒，满朝文武都谴责李陵，唯有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他“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投降或许是权宜之计。这番话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被判处“腐刑”（宫刑）。
这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曾想过自杀，但每当想起父亲的遗愿，想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他便咬牙坚持下来。他在狱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选择了“重于泰山”——忍辱负重，完成《史记》。
出狱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在别人的嘲笑与同情中，夜以继日地写作。他查阅宫廷档案，核对民间传说，秉笔直书：既写帝王的功绩，也揭露他们的荒淫；既赞英雄的壮举，也不避讳他们的缺陷。他为刺客、游侠、商人立传，因为在他眼中，这些人同样有值得记录的价值。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