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房这个被女性占绝对多数的环境，其独特的生态并不仅仅作用于女性自身。长期浸润其中的男性员工，其心态与行为模式，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这潭“微澜死水”所浸染、所塑造，甚至发生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扭曲。这并非为他们开脱，而是试图更立体地理解这种环境对人性的复杂影响。这片土壤，似乎有一种奇特的腐蚀性，它能将钢铁般的意志锈蚀，将清晰的边界模糊，让原本可能发光的人，也变得黯淡、计较，甚至内心滋生怨毒。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像汉哥、柏哥这样的男同事，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未必没有过雄心壮志，未必不想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成为岗位上的佼佼者，甚至梦想着更广阔的天地。汉哥那手过硬的技术，对交代事项超强的理解和执行力；柏哥对各类电器原理的精通和那双仿佛被工匠之神亲吻过的巧手，都曾是支撑他们职业尊严乃至人生自信的基石。在正常的、健康的工作环境中，他们本应凭借这些实打实的本事，赢得尊重，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回报和发展空间，他们的职业生涯本该是一条向上延展的、充满成就感的曲线。
然而，在库房这个“阴盛阳衰”、且“盛”的是一种特定狭隘风气和低水平内耗的环境里，他们的处境变得微妙而尴尬，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慢性窒息。他们似乎一直被困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团队里，如同猛虎被困于荆棘丛，空有利爪尖牙，却无处施展，反而被周围的尖刺反复划伤。可以想象，在漫长的二三十年职业生涯中，他们可能无数次被那些擅长口头功夫、善于在领导面前表现、精通“哭闹艺术”的女同事，以“能者多劳”、“男同志就该多担当”等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指挥得团团转。抬个箱子、搬个重物、清理个积年污垢的卫生死角、修理个别人弄坏却无人承认的工具设备……这些“实在”的、需要体力和技术的活儿，很自然地、甚至是被默认地落到了他们头上。
起初，或许源于一种朴素的责任感，或许带着“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期待，他们干得心甘情愿，甚至有些自豪。但现实是，“劳”未必能换来“得”，或者说，换来的“得”与付出的“劳”远不成正比。他们得到的，可能只是口头上的几句“汉哥真能干”、“柏哥手艺真好”，或者是在集体评功评奖时被轻飘飘地一句“他们不在乎这个”带过。而真正的好处，比如相对轻松的岗位安排、年底评优的有限名额、领导私下里的青睐和潜在的机会，往往被那些更善于经营关系、更懂得适时“示弱”或“表功”的人攫取。那些动嘴不动手的人，凭借语言的艺术和情绪的渲染，反而更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
这是一种缓慢而持续的剥夺。一次两次，或许可以一笑置之。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下来，再热的心也会凉透，再直的腰板也可能被这种长期的不公和忽视消磨得生出几分佝偻，内心积郁起难以排解的块垒。当实干得不到应有的、哪怕只是对等的肯定，当付出总是被视作理所当然甚至被轻易拿走功劳，一种微妙而深刻的心态变化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或许是为了寻求某种心理补偿，或许是对这种畸形规则的一种消极的、无奈的适应，他们也可能渐渐变得计较起来。开始计较谁干多了谁干少了，计较那一点因为脏活累活实在派不动别人而由领导额外给予的、微不足道的金钱奖励（比如一百块钱）。
他们会去干，因为那点钱是看得见的、能实实在在攥在自己手里的“硬头货”，是对他们劳动最直接的、无法被他人夺走的承认。但干的时候，心里可能憋着一股混合着委屈、不甘和愤怒的闷气，对周围那些光动嘴不出力、却可能获益更多的人自然生出强烈的不满。于是，当看到别人可能多干了一点活（或者在他们被扭曲的视角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表现”或“占便宜”），也会忍不住私下里或小范围内说三道四，这何尝不是一种长期压抑下的心理失衡？一种对自身价值未被公平对待的扭曲宣泄？一种试图通过贬低他人的“劳”来为自己失衡的内心寻找可怜支点的行为？
汉哥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而又令人唏嘘的例子。我跟他打交道越多，共事越久，越为他感到一种深切的惋惜和不平。技术上，他真是没得说，堪称库房的叉车大拿。交代给他的事情，无论多复杂繁琐，涉及到多个口共同装车，两个库房一起操作装卸货物，他都能迅速理解问题的核心要害，并且行动力超强，雷厉风行，处理得干净利落、条理分明。库房里货架高处积年的灰尘蛛网无人清理，地面顽固的油渍污垢没人愿意费力擦洗，一些需要爆发力、耐力和技巧的紧急搬运、设备应急整理工作大家推三阻四时，这时候，领导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汉哥，柏哥，用一些额外的、有限的奖励，比如象征性的一百二百来块钱，作为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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