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埃德尔一世精心维持的平衡，开始面临来自三个方向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仿佛三股巨大的力量正在拉扯着罗马尼亚这艘小船，船体开始发出令人不安的嘎吱声。
第一股压力，来自莫斯科，直接而粗暴。 苏联对罗马尼亚的“不信任”与日俱增。尽管布加勒斯特方面在公开场合一如既往地顺从，但莫斯科显然察觉到了那些隐藏在水面下的暗流——与西方若即若离的经济试探，以及某些他们无法完全掌控的内部动向。
压力的体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在经济上，苏联顾问团突然提出要“重新评估”罗马尼亚的工业产能，要求派出更多“技术专家”进驻关键工厂，美其名曰“帮助提高效率以完成赔偿计划”，实则进行更严密的监控，并试图直接掌控生产流程。他们甚至暗示，罗马尼亚的石油工业管理“存在漏洞”，需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这几乎是要公开夺取石油控制权的信号。
在政治上，莫斯科加大了对罗马尼亚工人党（共产党）的支持力度。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资源倾斜下，工人党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更加猛烈地攻击“旧势力残余”、“封建王室”和“西方帝国主义走狗”，在工会和青年组织中积极发展势力，煽动罢工和街头抗议，试图制造社会动荡，削弱王室和现政府的权威。
最令人不安的是军事层面。驻扎在罗马尼亚的苏军部队，开始进行一系列频次更高、规模更大的“例行演习”，其调动常常逼近重要的城市和交通枢纽，带有明显的武力威慑意味。同时，苏联驻罗大使向埃德尔一世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以“共同防御需要”和“确保赔偿物资安全”为由，正式提出希望获得罗马尼亚黑海沿岸几个重要港口的“共同使用权”，以及通往这些港口的铁路线的“安全管制权”。这触碰了埃德尔设定的绝对红线——国家主权和领土控制的完整性。
第二股压力，来自华盛顿，复杂而矛盾。 CIA方面的合作仍在继续，但美方的要求开始变得更加具体和急切。代号“教授”的行动官传递来新的指令：美方急需了解苏联在罗马尼亚境内，特别是靠近黑海地区，是否在建设或规划新的雷达站、空军基地甚至是潜在的导弹部署点。此外，他们希望罗马尼亚方面能够“创造条件”，让一名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的CIA技术专家，能够“考察”康斯坦察港的某些特定区域。
这些要求让埃德尔感到了极大的不安。提供军事设施的情报，已经接近他设定的“不引发直接冲突”的红线。而允许美国特工接触重要军港，风险极高，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他意识到，美国人正在利用这种合作关系，一步步地将罗马尼亚推向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前沿。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获得情报，更希望罗马尼亚能成为一个主动出击的据点。
与此同时，关于马歇尔计划的非正式接触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尽管罗马尼亚方面秘密提交了详尽的经济报告，并多次表达了意愿，但美方的最终反馈是：鉴于当前的政治现实（即苏联的强烈反对和严密控制），无法将罗马尼亚纳入马歇尔计划的正式框架内。美方只能考虑通过“其他非官方渠道”提供“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这等于宣判了埃德尔通过经济援助实现战略突围的主要构想，在短期内已经破产。
第三股压力，则来自国内，深沉而撕裂。 持续的物资匮乏、高压的政治氛围和看不见未来的迷茫，正在民众中积累着巨大的怨气。这种怨气，一部分被工人党引导，指向了王室和现政府，指责他们是“苏联的帮凶”和“无能的统治者”；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只有完全倒向西方才能得救。
政府内部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一部分阁员，在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西方援助无望的情况下，倾向于更加彻底的妥协，认为只有完全满足莫斯科的要求，才能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与CIA的秘密合作感到恐惧，认为这是在玩火，要求立刻停止一切可能激怒苏联的行为。埃德尔发现自己常常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弥合内阁的分歧，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
三股压力交织在一起，让埃德尔一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和艰难。莫斯科在勒紧绞索，华盛顿在将他推向火坑，而内部的声音嘈杂而充满疑虑。他站在王宫最高的露台上，俯瞰着在寒冬中显得格外萧瑟的布加勒斯特，第一次感到那根他一直行走的钢丝，正在剧烈地晃动。
他召来了秘密顾问和米哈拉凯首相，三人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都显得异常凝重。
“莫斯科的要求，绝对不能答应。”埃德尔的声音有些沙哑，但态度坚决，“港口和铁路的控制权，是主权的底线，一旦让出，罗马尼亚将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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