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喀尔巴阡山麓，已然弥漫着深秋的肃杀。铅灰色的云层低垂，压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冷雨淅淅沥沥，将泥泞的道路浸泡得更加不堪。泥浆在车轮和军靴的碾压下翻涌，混合着枯黄的落叶，散发出潮湿的泥土和腐烂植物的气息。一支庞大的、服装混杂的队伍，正沿着蜿蜒的山路，沉默地向西推进。
这是罗马尼亚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士兵们身上穿着沾满泥污的罗马尼亚军服，外面不少人也套着匆忙缴获或配发的、不甚合体的德军棉大衣，以抵御这深入骨髓的湿冷。他们的钢盔样式不一，武器也五花八门，除了本国剩余的、保养状况各异的泽拉瓦步枪和少量国产的“王储-98”，更多的是苏制的莫辛-纳甘步枪、PPSh-41冲锋枪，以及架在马车或少数美制吉普上的DP轻机枪。队伍中夹杂着轰鸣的、漆着粗陋红星标志的苏联T-34坦克，以及由骡马牵引的、罗马尼亚自己生产的、型号老旧的Resita反坦克炮。这是一支奇怪的联军，一支刚刚调转枪口、内部充斥着微妙张力与不确定性的队伍。
空气中弥漫的味道极为复杂。雨水和泥土的腥气是底色，其上混合着浓重的人体汗臭、骡马的粪便味、武器保养油的金属气息，以及从坦克发动机排出的、刺鼻的柴油废气。偶尔，风会从西边吹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更令人作呕的气味——那是腐烂尸体的甜腻恶臭，是战争本身散发出的、无法掩盖的死亡气息。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踩在泥泞里的噗嗤声、发动机的轰鸣、骡马的响鼻，以及军官偶尔压低声音传来的、沙哑的命令。一种压抑的、疲惫到极致的沉默，笼罩着整个行军的队列。
走在队伍侧翼的是第二步兵师第七团的米哈伊·波佩斯库上尉。他年轻的脸庞被风雨和疲惫刻上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眼窝深陷，嘴唇因为缺水而干裂起皮。他机械地迈着步子，感受着湿透的军靴里，双脚因为长时间浸泡而产生的麻木和刺痛。他的目光扫过行进的士兵，看到的是一张张同样写满疲惫、茫然，甚至带着一丝麻木的脸。就在几个月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东面的战线上，在德军的指挥（或者说裹挟）下，与如今的“盟友”苏军血战。如今，他们却穿着同样的、或许更加破旧的军装，跟在这些漆着红星的钢铁怪物后面，向着曾经的“盟友”——匈牙利和捷克斯尼亚境内的德军——发起进攻。这种身份的转换，过于突兀和剧烈，以至于很多普通士兵的内心，还未能完全适应。
“上尉，”他身边的通讯兵，一个名叫扬的瘦小年轻人，低声嘟囔着，呵出一口白气，“这鬼天气……还有这路。我感觉我的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波佩斯库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省点力气，扬。路还长。” 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深深的倦怠。他何尝不觉得这条路漫长而荒谬？但他比普通士兵知道得多一些。他知道国王在布加勒斯特那场惊天动地的赌局，知道那份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字字沉重的停战协定。他知道，罗马尼亚没有选择。这场向西的进军，既是履行对苏联——这个令人恐惧的新盟友——的义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条约的夹缝中，为罗马尼亚争取一线未来生存空间的、被迫的“投名状”。每一寸向西方推进的土地，每一次对德军的打击，都是在向莫斯科证明罗马尼亚的“价值”和“忠诚”，以期能稍微减轻一点那三亿美元赔偿和苏联驻军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看那边！” 队伍前面传来一声低呼。
波佩斯库抬起头，顺着士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山路一侧的斜坡下，散落着几辆被击毁的德军装甲车的残骸，已经被雨水和泥浆浸泡得半埋，旁边还有几具无人收拾的、肿胀发黑的尸体，穿着熟悉的德军野战灰制服。几只乌鸦停在残骸上，用喙啄食着什么，发出令人心烦意乱的呱呱声。这景象，在过去几年的东线，他见过太多。但此刻，看着这些曾经的“友军”如此凄惨地曝尸荒野，而自己正以“敌人”的身份经过，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不是同情，战争早已磨钝了同情心；也不是仇恨，对大多数普通德军士兵，他并无私人恩怨。那是一种更宏观的、关于命运和国运的荒诞感。
“是匈牙利人的边境哨所废墟。” 团部的参谋，安德烈少校，骑着匹瘦马从后面赶上来，停在波佩斯库身边，用马鞭指了指前方隐约可见的一些被炮火摧毁的建筑轮廓。“前天，俄国人的坦克群从这里冲过去了，我们算是来打扫战场，巩固防线的。” 安德少校的脸色同样不好看，他压低声音，“听说，匈牙利人对我们恨之入骨，认为我们背叛了‘同盟’。前面的战斗，不会轻松。”
波佩斯库默默点头。他当然明白。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与匈牙利存在历史积怨。如今罗马尼亚倒戈，并随苏军攻入匈牙利境内，这无疑会激化矛盾。接下来的战斗，很可能不仅仅是针对德军，还会面对充满仇恨的匈牙利军队和平民。这是一场更加复杂、更加令人心情沉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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